范曾 2002年作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一）2009-03-27 18:12

    前不久听了《刘伶传奇》的书后，特别想了解有关“竹林七贤”的更多信息。因此整理出来曾经在央视“探索·发现”节目播出的五集纪录片《竹林七贤》。文字中加入了一些有关学者专家的讲解与评析。让我们对“竹林七贤”的整体性格、思想及情操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与把握。在对这群人物的臧否上，我们应该抱有客观的分析，在历史的大背景中去体会他们的人格与精神魅力。

    据《修武县志》记载：1750年，四十岁的乾隆皇帝沿太行山西行，途经河南修武县，当他得知这里是魏晋时代“竹林七贤”聚会的地方时，不禁大发思古之幽情，挥笔写下了《七贤诗》：“嵇生放达意真豪，嗣宗青眼夸神交。启事吏隐何妨涛，沛国豫流形陶陶。小阮不愧玉树曹，阿戎清爽舞浊醪。竹林之游芳躅高，延之过激由去朝。”是什么原因，让一个自负的皇帝，对这七个古人感怀不已呢？

    其实，“竹林七贤”，指的是魏晋时代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七位名士。由于他们曾经在竹林中聚会，因此，得了这么个雅号。他们大都才华横溢，不满意当时虚伪的名教，追求真实情感，追求个性解放，个性独立。从他们身上，人们看到了当时时代那种率真和超脱的人格。令后人尊敬和敬仰。

    东晋之后，“竹林七贤”的名称开始流传开来。随着时光的推移，他们逐渐演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和士人精神理想的象征。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名士走进“竹林”的呢？
　　
    关于这个事情，还要从汉朝末年说起。汉朝末年，天下大乱。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经过二十余年时间的征战，逐步统一了中国北方地区，为曹魏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公元220年，曹操在洛阳病逝。同年十月，曹操的儿子曹丕强迫汉献帝以“禅让”的名义退位，自己登基称帝。226年，当了七年皇帝的曹丕病故。临终前，曹丕委托司马懿和曹魏宗室、大将军曹真等人共同辅佐他的儿子、魏明帝曹睿。

    在中国，司马懿几乎是人所皆知的名字。 公元179年，他出生在河南省温县的一个世家大族。司马懿出山后，在抗击东吴、蜀汉等战争中屡建奇功，成为曹魏政权的重臣和谋略家。在《三国演义》中，对他的出色表现有着详尽的描写。
　　
    239年，曹睿去世，八岁的曹芳继承皇位，改元正始。由司马懿和曹真的儿子曹爽共同辅佐。从此，曹爽和司马懿为了争夺魏晋的政权展开了政治上的较量。起初，司马懿表面上伪装谦和，然而随着政治斗争的日渐激烈，曹爽就让当时的皇帝曹芳降旨，让司马懿担任不具实权的太傅，架空他的权力。对此，作为三朝元老，谋略和声望都远在大将军曹爽之上的司马懿，用装病来麻痹对方。而暗中却等待时机，准备给予对手以致命的打击。

    山雨欲来风满楼。面对当时险恶的政局，难测的宦海，为了免遭杀戮，许多士人不得不躲避于山林。随之而来的是玄学的盛行。所谓玄学，就是老庄之学。魏晋时代玄风盛行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局不稳，在改朝换代的变动中，士人尤其是那些与政治有干系者，往往会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因此，如何避免受害和保全自身，成为这一时期士人关心和思考的重要问题，而老庄的“贵无“思想，恰恰有助于他们对这一社会和人生问题的解决。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总结道，在当时的情况下，“魏晋思想家不得不援老庄方外之观以自慰，而其流遂漫衍矣。”而与玄学相伴相生的，是清谈之风的兴起。所谓清谈就是不着边际的一些议论。因为当时的政治派系斗争非常激烈，所以，不利于朝廷的话自然是不能说的。那么谈哪些问题呢？最好的一些问题就是玄奥的问题，与现实社会没有直接关联的一些话题。清谈主要谈名理，就是所谓的“三玄”，《老》、《庄》、《易》名理之谈。其名理之谈主要围绕一些理论的话题，和当时实际的政治及政治人物相脱离。其理论上有很大建树，但又和当时的政治拉开距离，所以能够避免受到当时一些政治上的纠纷和缠绕。著名学者林语堂说道：“魏晋清谈之风，读书人谈不得国事，只好走入乐天主义以放肆狂悖相效率。这是人权被剥夺时，社会必有的反应，古今同然。”

    史料记载，曹芳在位时的正始末年，也就是公元248年期间，嵇康、阮籍等七位名士，经常聚集在当时河内山阳的一片竹林里。他们远离仕途，崇尚老庄，在竹林中谈玄论道，纵酒行乐，过着潇洒飘逸的生活。

    嵇康是七贤中的代表人物。生于公元223年。嵇康字叔夜，谯郡铚县，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宿县人。还在嵇康少年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靠母亲、兄长抚养长大。长大后的嵇康，身高七尺八寸，气宇不凡，人称他“龙章凤姿，恬静寡欲”。在讲究相貌风度的魏晋时代，他是人们公认的才貌出众、气度非凡的名士。嵇康不仅长得出众，在哲学、文学、音律等方面也很有造诣。他弹琴的技艺深为当时的人们所赞赏。嵇康又善书画，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在他的著作《书断》中，将嵇康的草书列为妙品。

    大约在25、6岁时，嵇康娶了曹魏宗室的长乐亭公主为妻。结婚后的嵇康，以长乐亭公主丈夫的身份，被朝廷拜为中散大夫。史料记载，中散大夫是一个俸禄六百石，掌议论的闲职。根据嵇康入仕的态度来看，他只是挂名而已。作为与曹魏宗室有姻亲关系的名士，嵇康明白自己很容易招来司马氏的猜忌。他觉得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动者多累，静者鲜患”。于是就“思丘中之隐士，乐川上之执竿”。他不修边幅，性情随意，不愿为官，不愿与政治有过多瓜葛。于是便离开朝廷，在河内的山阳一住就是20年。据考证，山阳就在今天河南省修武县一带，它南临黄河，北靠太行山，因在山的南麓而得此名。

    在河南修武县云台山风景名胜区内的百家岩，沿着古塔东面的山路前行百余米，有一块宽约三十米、长一百米的平缓地带。从前人留下的碑记石刻中得知，这里就是竹林七贤的聚会地点之一。有专家考证，这里也曾经是嵇康的山间别墅所在地。那么，嵇康为什么会选择在百家岩安家呢？

    百家岩所在地的云台山，总面积约190平方公里，景色秀丽。对于崇尚自然的嵇康来说，把家安在这里是理所当然的了。同时，云台山距离当时的都城洛阳只有二百多里。修建有贯穿全国的古驿道，交通十分便利，在这里可以听到朝廷很多消息，因此，对于那些出仕是为了入仕的士人来说，是很好的隐居之地。

    同那个时代的许多士人一样，居住在山阳的嵇康，爱好《老子》、《庄子》，鄙弃礼教。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虽然隐居在云台山的百家岩，但名声还是远播在外。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等人都先后到这里与他结交，于是，就有了七人的竹林之游。

    同嵇康一样，阮籍也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阮籍，字嗣宗，生于公元210年，河南尉氏县人。阮氏家族世代儒学，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善解音律，曾经做过曹操的僚属。在阮籍三岁的时候，父亲阮瑀去世。曹氏父子出于同朝共事的情谊，对其母子一直有所观照。

    受家庭中浓厚的文化氛围影响，阮籍从小就有奇才异质，显得与众不同。《晋书》本传说长大后的阮籍：“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阮籍的散文写得很出色，他尤其擅长诗歌创作。作为名士的阮籍，自然是官场拉拢的对象。

    大约在正始三年、公元242年前后，久闻阮籍大名的太尉蒋济，准备让他做自己的下属。阮籍听到消息后，写了一篇《奏记》，称自己是“负薪疲病，足力不强”，婉言谢绝。后来，在乡亲和亲属的劝告下勉强就任。但是，不久他还是辞职了。正始八年，阮籍又做了朝廷的尚书郎。但“少时，又以病免。”可是，没过多久，阮籍又接到大将军曹爽的征召。《晋书》本传说：“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这个举动，为他以后被司马氏看中，埋下了伏笔。拒绝曹爽征召的阮籍，每天“弹琴长啸”。他或者“游行丘陵，终日不返。”在与嵇康结识后，阮籍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便欣然开始了竹林之游。

    竹林七贤当中，阮籍的侄子阮咸也是杰出的音乐天才。阮咸，字仲容。他为人放达，不拘礼法，善弹琵琶。阮咸和他的叔叔阮籍一样，都鄙弃世俗。《晋书》中记载了一个关于他的有趣故事。

    在尉氏县，阮氏家族全都居住在官道的南北两侧。时间一长形成了北阮富，南阮贫的局面。阮咸的一支一直住在官道的南边，家族中虽然不乏官宦之士，但是大多为官清廉，在家族内比较贫穷。当时中原地区流行，七月七晒成衣的习俗。据说，这一天被太阳晒过的衣服就可以避免虫蛀和发霉。据《晋书·阮咸传》记载，有一年七月七，住在路北的阮家，家家都竖起了衣架，挂满了绫罗绸缎，十分张扬。住在道南的阮咸，也在自家院子竖起了几根长杆，把当时名为“犊鼻褌”的粗布短裤，找出来挂在了上面。“犊鼻褌”是一种有裆的短裤，在当时只有贫贱者才穿此类服饰。阮咸此举遭北阮族人的谴责，认为给家族出丑。而阮咸却振振有辞地说，既然大家都在七月七这天晒衣服，我也不能免俗，就把这些衣服拿出来晒晒，又碍着谁了呢？

    竹林七贤中，年龄最大的要数山涛，参加竹林之游时已经四十三岁。山涛，字巨源，河南省武陟人。《晋书》本传说他：“性好庄老，每隐身自晦。”《世说新语》中记载，有人这样评价山涛：“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然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

    同阮籍一样，走进竹林之前，山涛也经历过官场，做过河南从事。一天，山涛偶然听到司马懿病重不能上朝的消息，政治嗅觉灵敏的他，马上意识到一场腥风血雨就要来临。不久，山涛和一位名叫石鉴的同事外出办事。夜宿旅店休息之时，山涛辗转不眠，唤醒熟睡的石鉴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你还睡得着？你知道太傅托病不上朝意味着什么吗？”石鉴睡眼惺忪，不以为然地说：“太傅生病不上朝，让皇帝下一道诏令，让他退休了事。你操何闲心？”山涛生气地对石鉴大声喊道：“石兄啊，你处在飞奔的马群铁蹄中间，还以为平安无事呢。”说完，山涛连夜逃回了老家。这一年是公元248年，魏国正始九年。

    结识了嵇康和阮籍之后，山涛深感荣幸。他曾经对妻子韩氏赞叹道：“此生只有他俩可以做朋友。”当时，嵇康，阮籍早已声明遐迩。山涛的妻子很想亲眼目睹二者的风采。于是山涛寻找了一个机会，把两位请到家中，并留宿，准备酒菜招待。他的妻子在墙上穿了一个洞观看，看得入神，直到天明后都忘却离开。《世说新语》记载，之后，山涛的妻子对山涛说，他们的才智远远超过你，你只能以度量和他们交朋友。山涛赶紧回答说，他们也认为我以度量见胜。
　　
    然而，走进竹林中的山涛，对《老》《庄》并没有真正的兴趣，仅仅是口头谈谈而已。《晋书》本传记载，山涛为布衣时家中贫寒，妻子常有怨言。山涛说：“且忍饥寒，我后当做三公，不知汝堪做公夫人否？”可见，山涛对做官早有盘算。

    山涛还和司马氏有着亲戚关系。当司马氏集团与曹魏集团争夺政权时，他摸不准形势，不知道谁胜谁负，因此逃离了官场，走进了竹林。但是，对钟情于仕途的山涛来说，这只是权宜之计。

    竹林七贤中有一位是山涛的同乡，姓向名秀。向秀，字子期，擅长诗赋，曾经注过《庄子》。据《晋书·向秀传》记载：“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向秀在文章中把人的欲望归结为自然之理，应当得到满足。但他也反对过分放纵，应以礼加以约束。

    竹林七贤中，还有一位以嗜酒著称的人物——刘伶。刘伶字伯伦，安徽人。他爱好《老》《庄》之学，为人通达诙谐，胸襟开阔，不拘小节。《晋书》本传说刘伶身高六尺，仅相当于现在的一米四十五。人矮小，其貌不扬，好饮酒。至今，民间仍然流传着许多关于他喝酒的逸闻趣事。刘伶平常沉默寡言，不轻易与人结交，对人情世事一点都不关心。但自从遇到阮籍、嵇康后，刘伶觉得与他们情投意合，便欣然加入了竹林之游的行列。

    竹林七贤中年龄最小的是王戎，参加竹林之游时只有十五岁。王戎字濬冲，他的老家在山东临沂。临沂王氏是有名望的大族，王戎的祖父王雄担任过幽州刺史。王戎的父亲王浑在曹魏时期担任过尚书郎，凉州刺史，后来被封为贞陵亭侯。

    《晋书·王戎传》记载他，幼颖悟，神采秀彻。关于他的聪明，可以从一个故事中窥见一斑。有一次王戎和小伙伴们在道路边玩耍。路边有一棵李树，长得枝繁叶茂，果实累累。其他孩子都争先恐后地去摘李子，王戎站在一边动也不动。别的孩子问他为什么不去摘李子？王戎很有把握地说，李子树长在路边，却结满了果子，一定是苦李子，所以才没有人吃。别的孩子摘下来一尝，果然如此。大家都佩服王戎很聪明。从此之后，王戎便被称为神童。

    《晋书》本传还记录了王戎一个故事。魏明帝曹睿在位的时候，曾让人弄来一只老虎，关在京城洛阳宣武场的栅栏里。年仅七岁的王戎，也在看热闹的人群中。当勇士断掉虎牙之后，老虎疼痛难忍，怒吼震天，扭转着身子，拼命地冲撞栅栏，仿佛就要破栏而出。围观的人全都惊呆了，有的四处奔逃，有的瘫坐在地上，宣武场上一片混乱。但是，只有王戎纹丝不动，神情自若，看得津津有味。坐在门楼上的魏明帝曹睿，见到这个小孩如此出众，不仅暗暗称奇，连忙派人前去打听他的姓名。王戎的大胆镇定，因此为人所知。

    王戎参加竹林之游，得益于阮籍。还在阮籍做尚书郎时，就知道他的朋友、同样做尚书郎的王浑，有一个被称为神童的儿子。传说有一次阮籍到王浑家串门时，见到了正在和父亲下围棋的王戎。阮籍并没有打扰他们，而是在一旁不动声色的观看，恰巧王浑这几天有事彷徨不定，正想和阮籍商量，因为心里有事，不一会，王浑就有一个棋子走得失着。他想悔棋，王戎没有阻止，而是慢条斯理地说道：“举棋不定，心有旁骛。”见王戎一语点破了王浑的心理，阮籍暗暗称奇。自此之后，只要到了王浑家就只与他小坐一会儿，便急着去找王戎清谈。有时，他们一谈就是一整天。阮籍比王戎大二十来岁，他们能在一起长谈，可见王戎有高超的言谈本领。可是，参加竹林之游不久，阮籍就发现王戎有世俗之气，便找机会对他挖苦调侃。有一次，嵇康、阮籍、刘伶等人在竹林中畅快地饮酒。等了很久，才见到王戎的身影。看到姗姗来迟的王戎，阮籍戏谑地说道：“俗物又来扫人的兴！”王戎也不示弱，他微笑着甩过来一句话：像你们这样的人，还有谁能扫你们的兴呢？

    就这样，这些志趣，出身、经历并不相同的七位名士，面对当时险恶的政局、难测的宦海，一起走进了幽静的竹林。聚会于竹林，饮酒谈玄并不是真正的目的，其真正的目的在于人生的一种逍遥。也就是实现庄子阐述的“逍遥游”的理想。七贤在竹林中尽情地展露真性情，琴声、笑声时常回荡在百家岩的上空。然而好景不长，公元249年正月，一个发生在京城洛阳的事变，将改变竹林七贤的命运。

竹林七贤（二）2009-03-27 18:18

    公元249年的冬天，竹林七贤聚会的云台山一片肃杀，天气寒冷异常。史书记载，这年春节过后不久，离百家岩二百里远的洛阳打开了城门，小皇帝曹芳要到城外的高平陵，为他的父亲魏明帝曹睿扫墓。大将军曹爽和他手握兵权的兄弟也在随行的人群中。临行前，有人劝告他要留一个兄弟在城里，以防不测。可是，这个建议被曹爽拒绝了。让曹爽意想不到的是，他刚刚出了洛阳城，一直装病在家的司马懿立即跳下床铺，实行早已拟定好的计划。司马懿乘京城空虚的大好时机，迅速派兵占领洛阳各要地，关闭了城门，截断了洛水浮桥，堵住了曹爽的回城之路。最后的结局是，曹爽和他的重要成员，被司马懿杀害并诛灭三族。司马氏集团对曹氏集团的斗争取得了胜利。高平陵事变，司马懿一举诛灭了曹爽。开始大开杀戒，前后杀人计有数千之多。以至于造成名士减半，天下震动的恐怖局面。这无疑对当时士人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高平陵事变后，曹魏政权的权柄，落到了司马氏家族手中。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明白，他的统治，毕竟离不开士人的支持。因此，那些与曹爽没有太多关联的士人，特别是享有盛誉的名士，成为司马懿积极笼络的人物。

    在司马懿笼络的名士中，就有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司马懿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对当时的士人采取了威胁，拉拢，引诱的策略。嵇康的名声并不比阮籍低，可能是因为他与曹氏有姻亲的关系，所以当时司马氏没有打他的主意。在司马懿看来，在云台山百家岩的竹林中，与朋友们谈玄论道、抚琴吟诗的阮籍不但是名人之后，还是著名的才子，文采不亚于其父阮瑀，有很重的份量。最让司马懿看中的是，阮籍曾拒绝曹爽的征召。这在他看来，阮籍没有倒向曹氏集团。所以，自然成为他拉拢的对象。这一年，四十岁的阮籍不得不走出竹林，担任了司马懿的从事中郎。从此，阮籍过上了“朝隐”的生活。对于一个普通的知识份子来讲，阮籍是很难抵抗得住司马氏集团强大的政治压力的。如果拒绝合作，就有被杀的可能，只能出来做官。违心为官之下，只能把朝廷官场当成隐居的地方。即所谓“朝隐”。

    公元251年的8月，七十三岁的司马懿病故。由他的大儿子司马师接班辅政。阮籍继而又成了司马师的从事中郎。此时，司马氏的权势日益膨胀，篡夺曹魏天下的企图“路人皆知”。公元254年，司马师废掉企图除掉他的皇帝曹芳，立十四岁的曹髦为新的君主。司马师之所以要废掉曹芳，因为当时继位十余年的曹芳形同虚设，朝中政事都由司马氏兄弟掌控。每想于此，曹芳常痛哭流涕。于是召集亲信大臣密谋除掉司马氏。不料事情败露，曹芳被废，参与谋划的人都惨遭杀害。

    曹髦继任帝位之后，司马师为了笼络人心，大肆封官晋爵。据《晋书》本传记载，阮籍也被封为关内侯、徙官散骑常侍。作为大将军府里的幕僚，阮籍目睹了司马氏的狠毒和阴险。他知道自己与虎狼为伴，必须小心谨慎。
　　
    《晋书·阮籍》传中说，司马氏的亲信钟会曾多次拜访阮籍，询问他对时事的看法，目的是寻找机会、罗织罪名。阮籍自然明白钟会的用意，他或发言玄远，对时事不加评价，或大醉不醒，终于免遭陷害。司马昭感叹阮籍的小心谨慎说：“天下之至慎者，其为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

    司马昭是司马师的弟弟。255年，司马师病死后，由他继任大将军，总揽朝政。就在这一年，时任散骑常侍的阮籍，主动向司马昭请求，要到外地去做官。他向司马昭说，我过去到过山东东平，很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想到那里去做太守。司马昭高兴地答应了。于是，阮籍就骑着毛驴到东平上任去了。阮籍到东平后不久就下了一道命令，要求把衙门中所有的壁障统统拆除，以便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做完此事，阮籍又骑着毛驴返回了都城洛阳。扳着手指一算，他在东平一共呆了十几天。唐代大诗人李白对此作诗称赞道：“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剖竹十日间，一朝风化清。”有的学者对此更是大家赞赏，认为阮籍拆墙的举措，是开了办公透明化之先河。其实并非如此，因为他并不办公，而是基于他自身清简自然的道家思想。阮籍也并不是像他对司马昭说的那样看好东平，在他的文章《东平赋》中，字里行间都对那里颇有微词。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其土田则原壤荒芜，树艺失时，畴亩不辟，荆棘不治，流湟余溏，洋溢靡之。”那么，阮籍主动要求到东平当官，隐藏着怎样的动机呢？因为，阮籍在担任从事中郎的职务时，按照汉魏的官制或惯例，他只属于司马氏，政治上并不对皇帝负责和发生关系。但他后来做了散骑常侍，这个职务却是皇帝的侍从散官。这就意味着，阮籍原来由司马氏的属官，而转变为皇帝的臣属。政治上与皇帝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按照职务的要求，担任散骑常侍的阮籍，就应该竭诚地为曹魏皇帝服务和效忠，这无异是把自己置于司马氏的对立面。这对阮籍来说，等于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知道了这个背景，就知道他去东平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跳出权力斗争的漩涡。司马昭也担心阮籍真的和曹魏王室绑在了一起。因此，对于阮籍到东平赴任的请求，他自然表示欢迎。

    《晋书·阮籍传》记载，见到从东平归来的阮籍，司马昭十分高兴。把阮籍安排到自己身边，让他重新做了从事中郎。谁知没过多久，阮籍又主动向司马昭提出做步兵校尉，其原因又是何在呢？《晋书》本传记载的是：“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 照此说来，阮籍出任这一职务的目的，是看中了那里储藏的美酒。其实，阮籍担任步兵校尉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阮籍本来就对司马氏不大满意，但他却连续担任了司马氏父子三人的属官，觉得这样违背了自己的心愿，贬损了自己的声誉。魏晋时期，步兵校尉并不掌握军权，不会给司马氏造成压力，引起猜忌。又可以和司马氏拉开一定的距离，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所以阮籍出任步兵校尉，也是出于摆脱政治麻烦的目的。

    拥有三百斛好酒，阮籍每天可以开怀大喝。他还把以好酒著称的竹林好友刘伶请来一起痛饮。这是他对同道／朋友所作出的一种姿态。我虽为官，但无政治作为，并不为司马氏集团出力。从政治上来说，阮籍的态度是比较软弱的。他看到曹魏皇室大势已去，而司马氏执政已经成为不可更改的现实，他既不愿意同流合污，又缺乏与司马氏抗争或明确划清界限的勇气，所以对于阮籍来说，醉酒是他摆脱政治困境的最好办法。正如《晋书·阮籍传》所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作为曹操故吏的后人和有正义感的名士阮籍，对曹魏王室在司马氏父子接连不断的打击下，日趋衰败，一蹶不振的局面，从心里产生了深深的惋惜和怜悯之情。生活在险恶的环境中，阮籍既要保持那份正直与良知，但又不能抒发心里的爱与恨，因此他的内心异常苦闷。于是，阮籍以游戏、放诞的方式开始了官场生涯。

    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氏窃取了朝中大权。当时的朝廷主人虽然姓曹，但实际的权柄却由司马氏一家掌握着。为了统治人心，司马氏又重新打起了儒家“名教”的旗号，提出以“孝”治理天下。一般人或许不理解，孝是儿子孝敬父母，晚辈孝顺长辈，是家庭中的事，与君臣大义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孝是出自三纲中的父为子纲。然而在三纲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君为臣纲。这一纲对于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言是纲上之纲。所以孝敬父母，就是间接地孝君。司马氏推行以孝治天下，其目的就是要臣民们对他这个新的君主尽孝，以此取代对曹家天子的忠。

    古代中国，孝的名目繁多。其中的一个内容是，父母去世之后，儿子必须三年服丧，三年素食，三年守墓，三年寡欢。公元256年，阮籍的母亲去世了。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阮籍正在和别人下围棋。听到噩耗，跟他对棋的人赶紧说不下了。阮籍却说不行，一定要一决胜负。下完棋以后，阮籍饮酒二斗，然后走到母亲身旁，放声号哭，吐血数升，非常悲痛。《晋书》本传记载，母亲将要下葬时，阮籍蒸了一头小猪，喝了二斗酒之后，才去向母亲做最后的诀别。接着，他举声一号，又是吐血数升，以致毁瘠骨立，殆致灭性。出殡之前，一个叫裴楷的官员前去吊唁。按照礼法，作为孝子的阮籍必须陪同他一起哭泣。可是，阮籍散着头发，叉着两腿，坐在床上，一声不吭。裴楷只管按照礼仪的规定，独自一人哭悼阮籍的母亲。《晋书·阮籍传》记载，事后有人问裴楷，凡是吊唁的人，主人哭，可人才能尽礼。阮籍既然不哭，你还哭什么呢？裴楷答道，阮籍是方外之士，可以不讲礼法，我还在礼法之中，所以要遵循礼法。阮籍被裴楷成为方外之士，裴楷说的方指的是人世间。魏晋时代，人世间有很多规矩，特别是有许多礼教的条条框框，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言行。而方外之士，就可以超尘脱俗，不受礼教的约束。有的学者认为，在居丧问题上，阮籍更重视的是内心的真实感受。在阮籍看来，如果内心充满敬意，为什么还需要外在形式上的谦逊套语？如果内心充满哀思，那么为什么还需要按照礼仪的样式安排哭声呢？在阮籍尚任自然，不拘礼节的背后，却隐含着合乎礼制的精神。

    阮籍还有翻转青白眼的技巧。看人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或者露出黑眼珠，或者露出白眼。阮籍的母亲死后，嵇康的哥哥嵇喜前来吊唁。嵇喜在朝为官，在阮籍的眼里是礼法之士，所以，阮籍就给了他一个白眼，弄得嵇喜很不高兴地退了出去。等到嵇康带着酒，拿着琴前来吊孝的时候，阮籍十分动情。马上露出黑眼珠，热情地迎了上去。

    阮籍在居丧期间违背礼教的表现，自然引起了一些礼法之士的反感。阮籍安葬母亲后不久，应邀参加了司马昭的一个宴会。在宴会上，司隶校尉何曾当面斥责阮籍说：卿，纵情悖礼，败俗之人。现在是忠贤执政，以名教治天下，像你这样的人，是不可以助长的。面对斥责，阮籍一声不吭，只管喝酒吃肉。何曾见阮籍对自己不屑一顾，就把脸转向司马昭说道：您以孝治天下，现在阮籍在重孝期间却在这里饮酒吃肉，应把他摈弃在荒远之地，不使污染华夏。司马昭爱惜阮籍有才，便对何曾说道：此子病弱如此，君不能为我忍着点吗？也有人怀疑，何曾可能是得到了司马昭的暗示，而当面攻击阮籍。司马昭佯装好人，给予保护，以获得阮籍的感激，使他甘心为司马氏效劳。同时还可以做戏给天下的名士们看，司马昭是何等宽容，何等地爱惜人才。

    何曾曾经在司马昭面前多次地攻击阮籍。据《晋书·何曾传》记载，正是这位以正人君子自命的人，却“性豪奢，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善滋味，过于王者，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那么司马昭为什么能够容忍阮籍呢？除了他要向时人展示他爱惜人才的一面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呢？

    阮籍的行为，任诞不羁。虽然有悖于名教和司马氏所提倡的“孝”。但他只是停留在生活方式上，他对政治上的是非无所议论，对当时的人物无所品评，对司马氏的政权，不可能产生实质性的损害。这也是司马氏所以能够容忍阮籍，并在一定程度上加以保护的原因所在。

    就在阮籍的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曾经在云台山百家岩聚会、竹林七贤中的的王戎，被司马昭征为相国掾。这一年，王戎才二十四岁。此后，王戎又担任了散骑常侍，荆州刺史，豫州刺史，吏部尚书，太子太傅，最后官至司徒，位及三公之列。在竹林七贤中，他和山涛都是官职最高的。置身在险恶的宦海，王戎如履薄冰。为了保全自己，减少政治冲突带来的危害，《晋书》本传记载他为官时“与时舒卷”、“与时沉浮”，不大过问政事。王戎的这种为官态度，是他处在危乱之世、旨在避祸的一种策略，或者是一种韬晦之计。学者们研究发现，在竹林七贤中，像他这样采取韬晦之计的，是一种普遍现象。据史书记载，王戎把日常事务都放权给下属。他自己却穿起便装，走出家门，骑着小马，到处游山玩水。以至见到他的人，都不知道他是朝中的权贵。其实，王戎奉行的是儒道合一的原则。因此，他的人格呈现出亦儒亦道，混迹于世的圆滑人格。

    《晋书》本传记载，王戎在担任豫州刺史的时候，他的母亲病故了。在居丧问题上，王戎的表现与阮籍惊人的一致。他因悲痛至极而大量吐血，容貌毁损，以至身体虚弱得需要扶着拐杖才能站立。但是，同阮籍一样，王戎在居丧期间，不拘礼制。依然喝酒吃肉，他走出灵堂观看别人下棋。王戎在母丧期间的做法，有人说，他是在模仿阮籍。从思想上讲，王戎是主张自然与名教统一的。那么，他不拘礼制的表现，可理解为是崇尚自然思想的反映。而他容貌毁悴的至孝行为，则可以理解为，在他的内心深处是信奉儒家礼法的。

    在竹林诸人中，王戎最佩服的人是山涛。《世说新语》记载，王戎曾经这样赞誉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其名器。”虽然，山涛在竹林中与朋友们谈玄饮酒，但是，他会经常眯起双眼、看山云翻滚。他的耳朵，时常都在注意来自京城洛阳的消息。与竹林其他人不同，山涛与司马氏家族有着特殊的关系。司马懿妻子张春华，她的母亲姓山，按辈份算是山涛的堂姑奶奶。所以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都是山涛的表兄弟。

    传说，当山涛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时，族里人就在司马懿面前称赞过他。司马懿听了未加理会，不以为然地说，姓山的家族是个小族，怎么会有如此杰出之辈？因此，四十岁之前，山涛没有出仕。直到四十岁之后，山涛才做了地方上的小官。后被举为孝廉，做了河南从事。由于当时司马氏与曹氏集团的斗争日趋白热化，不知“鹿死谁手”的山涛，只好放弃官职，隐居在竹林中观望形势。

    高平陵事变后，局势明朗。山涛主动离开竹林到洛阳找司马氏求官。当时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热情接待了这位表亲，并用玩笑的口吻说道：“吕望欲仕乎？”司马师说的吕望，就是商朝末年的姜太公。相传他垂钓于渭水之滨。八十岁遇见周文王以后才步入仕途，终于找到了一展雄才大略的机会。其实，山涛在仕途上并非一步登天。他先被举为孝廉，获得了做官的资格。此后他做过从事中郎，又在朝廷里面担任过许多重要的官职。到了晚年，他位在三公之列。
　　
    走进官场的山涛谨慎勤勉，深得司马氏信任。公元264年，司马昭亲自率领大军西征平息叛乱。当时，曹操的后人、魏氏诸王都居住在邺城。司马昭担心他们会趁机闹事，就让山涛担任邺城的行军司马，并派出五百名士兵镇守。出征之前，司马昭嘱咐山涛说：“西边的事我自了之，后事深以委卿。”待到司马昭西征归来，邺城果然平安无事。于是，司马昭对山涛也就更加信任倚重。

    山涛担任过的一个重要官职是尚书吏部郎，职责是为朝廷选拔官吏。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十来年。每当遇有官缺，山涛总是提出好几名人选呈送给皇上。同时附上对所推荐人的品评。当时的人们把这称为“山公启事”。山涛身居要职，有不少人想通过贿赂来打通他的关系，达到当官或升迁的目的。但山涛为官清廉，洁身自好。对于别人送来的东西，他一律坚辞不受。不过，山涛也十分理解求官者的苦衷。因此，他对送礼的人不是怒目斥责而是婉言拒绝。

    虽然，山涛曾经一度步入百家岩的竹林中，和嵇康、阮籍等人谈玄论道，但他真正信奉的是儒家思想。孝，在他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据说，得到母亲生病的消息，山涛立即告假回家。看见面容憔悴、病重卧床的母亲，山涛失声痛哭。责怪自己没有尽到孝子的责任。山涛整天守护在母亲身边，喂汤喂药。连给母亲做的饭，他都要亲口尝一尝，看看香与不香。《晋书》本传记载：母亲去世之后，山涛虽“年逾耳顺”，但“仍居丧过礼，负土成坟，手植松柏。”山涛还准备在坟墓旁边结庐而居，为母亲守墓。这与阮籍、王戎居丧期间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
　　
    山涛不是没有看到司马氏的劣行和朝中的凶险，他想借母丧的机会告老还乡。没想到他的请求被朝廷驳回。山涛的家乡河南武陟县，距离他与朋友们聚会的那片竹林只有四十里。一旦想起在竹林中聚会的美好时光，他脑海里首先出现的是嵇康弹琴的身影。

竹林七贤（三）2009-03-27 18:39

    向往自然、淡薄名利、隐居在山林中的嵇康，常常面对着潺潺流水、青青翠竹，抚琴自娱。史书记载，嵇康的琴艺超伦，负有盛名。嵇康最喜爱弹奏的是《广陵散》。《广陵散》是一首古琴曲，嵇康能够得到它，还有一个故事。

    传说嵇康早年曾在洛水之西游学，一天晚上他在住所独自弹琴。夜半时分，突然来了一位自称是古人的神秘客人，与嵇康切磋音律，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客人来了兴致，向嵇康要过五弦琴，弹了一曲《广陵散》。《广陵散》声调绝伦，不同凡响。客人弹奏完毕，便将这首曲子传授给了嵇康。临别时，他再三叮嘱，千万不要再将这首曲子传给他人 。于是，听嵇康弹奏《广陵散》，也就成为朋友们聚会时难得的享受。

    嵇康不但弹琴的技艺精湛，而且对音律也有很深的造诣和研究。他是当时杰出的音乐理论家。他撰写的《琴赋》，不但为当时的人们所推崇，东晋时，人们已将它作为音乐之赋的写作参照尺度。他还撰写了《声无哀乐论》，着重探讨音乐的本质、音乐与情感的关系、音乐与教化功能等三个方面的问题，也就是音乐自身的规定性问题。嵇康认为音乐是自然的产物，仿佛气息滋味存在于天地之间一样，不会因为人们的喜怒哀乐而有所变化。因此，在音乐与情感的问题上，嵇康以为音乐本身并不蕴涵快乐与悲伤。这里的“声”，指的是大自然当中客观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声音，包括人声。哀乐是人的主观情感体验，他认为声音本身是不存在哀乐之说的，只有当人的主观情感体验和客观声音结合在一起时，才具哀乐。）嵇康之前，已经有论述音乐起源及社会功能的著作。但对音乐本身却很少谈论。著名史学家冯友兰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声无哀乐论》是中国美学史上讲音乐的第一篇文章。

    嵇康善于写诗，现存六十首，其中以四言诗的创作成就最高。一向受到世人重视。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曾这样评论嵇康的诗：“虽体似风雅，而神韵自别。”学者们认为，嵇康的诗富有感染力，一方面在于诗中的意境动人，另一方面在于他的诗能够衬映折射出非凡的人格形象。“琴诗可乐，远游可珍。舍道独往，弃智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于人？长寄灵岳，怡志养神。”读嵇康的诗就会发现，作为乐器的琴大量地进入到他的诗歌中。嵇康对琴情有独钟。他不但经常弹奏和吟诵，还在《琴赋》的序言中强调：“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由于嵇康的渲染和推崇，琴，被赋予了文人闲雅超逸的精神追求。因此，琴，在后代诗歌绘画中出现时，往往和飘逸宁静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作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嵇康不仅是诗人，也是文章大家。流传至今的有十五篇。文章展现了嵇康对宇宙，社会，人生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在文学史上拥有重要的地位。从文章中人们不难发现，尽管隐居在山林中，嵇康对现实政治社会依然十分关注。

    箴，是古代一种特殊的文体，主要目的是为了劝诫。嵇康撰写了一篇《太师箴》，并以太师的身份，通过称颂上古帝王君道自然、谴责后世的衰败，进而对当今的君王加以规劝。嵇康从道家思想出发，认为，上古社会民风淳朴，君主寡欲少私，清净无为，而万民则自足自乐。然而，随着历史的进程，古老的统治所依赖的自然、社会及文化环境逐渐发生了变化。于是，后世的统治者就试图用倡导仁义来改造社会。这样会导致更多的人运用巧诈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倡导仁义会使人丧失天性，更多的人会更加贪图私利。嵇康认为，好的社会形态是保持“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群生安逸、自求多福”的和谐关系。

    嵇康的《释私论》，也是针砭当时社会现实的文章。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士人普遍注重通过道德修养提高声誉获得美名。这样的社会风尚对激励士人，砥砺名节确实起到很大作用。然而，当名声成为有利可图的资本时，往往导致刻意求名的弊端。针对当时的伪善风气，嵇康在《释私论》中提出“无措是非”、“越名教而任自然”。试图找出回复人之真性的道路。嵇康的“无措是非”、“越名教而任自然”，不是指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可以为所欲为。相反，他认为回复到自然的本性，就体现为自觉接受法则，在触景而行、任心而动中体现善的准则。任自然，就是任心之自然；越名教，就是越虚伪的言行。“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反对言行中虚伪的表现。但是，在一个崇尚名教的社会里，追求名声的过分举动往往为世俗所认可；后人看起来不近情理的事情，在当时人眼里却有着充分的理由。像嵇康这样的有识之士，敏锐地觉察到这类行为的虚伪，愤然鄙薄世俗虚名。他隐居山林，专注地探寻自然和事物之理。然而，嵇康毕竟是一个愤世嫉俗之人，他的文章见解精辟，笔锋犀利，风格清俊。鲁迅先生这样说过，嵇康的论文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嵇康写的《管蔡论》就替被周公，孔子视为大逆不道的管叔，蔡叔翻案。他作的《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大胆抨击儒家六经，声言“不学六经，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这些不合时宜的言论，也成为嵇康后来被司马昭杀害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嵇康一样，竹林七贤中的代表人物阮籍，也是魏晋之际著名的玄学家和文学家，他创作《咏怀诗》八十余首，为世人所重。被王夫之誉之为“旷代绝作”。阮籍的《永怀诗》流传在世的有八十二首，特色含蓄深沉。由于曹氏和司马氏两集团的争权斗争非常激烈，当时士人处境十分艰险，即使对政局不满，也不敢直说。因此，阮籍的诗歌往往采取隐晦曲折的手法来书写苦闷。

    与嵇康不同的是，阮籍无缘享受“浊酒一杯、弹琴一曲”的隐居生活。高平陵事变后，他受到司马氏的征召，极不情愿地进入朝廷做官。当时朝廷一些人倡导礼法、名教，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真正地相信礼法、名教。只不过是把礼法、名教当成掩饰他们趋炎附势，贪图荣华的一块盾牌而已。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不愿意与之同流合污的阮籍，感到异常地孤独和苦闷，使他更加怀念在竹林中度过的快乐时光。他的诗作中反映了这种心境。“一日复一朝，一昏复一晨。容色改平常，精神自飘沦。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楚辛。愁苦在一时，高行伤微身。曲直何所为，龙蛇为我邻。”诗言志。从阮籍的诗中，人们不难发现，少年时代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他，建功立业的决心和期望长大成人后，有一番作为的理想抱负。可是，自从曹芳继位后，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走向分裂，政局动荡不安，阮籍的英雄梦也变得虚无缥缈。

    与此相应，阮籍的政治和生活态度也经历了痛苦的转变。他在《永怀诗》里这样写道：“阴阳有舛错，日月不常融。天时有否泰，人事多盈冲。园绮遁南岳，伯阳隐西戎。保身念道真，宠耀焉足崇。休哉上世士，万载垂清风。”阮籍深深地感到，人事多盈冲的剧变，无异于阴阳错舛，天时由泰变否。于是，他的希望被失望所代替。建功立业的满腔热情，被隐遁的冷漠所代替。而开始崇尚超世的人物，园绮和伯阳。阮籍诗中提到的园绮，是指秦朝末年的东园公和绮里季。因为他俩不满秦朝的暴政，就到终南山隐居。而伯阳，指的就是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生活在春秋末年。他见周朝逐步衰亡，就骑着青牛出走函谷关，到人们不知道的地方隐居了起来。这首诗，明确表示了阮籍对老庄道家哲理的向往，和要以前代的隐士为楷模，做万载垂清风之士的决心。

    阮籍认为，现实社会既不安全又不快乐，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幸福。于是，他主张“飘摇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这在他的文章《大人先生传》中得到充分体现。而这篇文章的灵感则是来自阮籍对隐士孙登的一次寻访。史书记载，孙登字公和，是魏晋时期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晋书》记载，孙登在河南辉县的苏门山挖了一个土窟窿居住。夏天，他用草编成衣服防暑；冬天，他用长长的头发披在身上御寒。孙登平时喜好阅读《易经》，弹奏只有一根弦的琴，自娱自乐。在山上过着神仙般的日子。据说，孙登的胸襟十分开阔，从来不会发脾气，有人就用恶作剧的方式来试探他。几个人商量好把他扔到河里面，结果孙登湿漉漉地爬上来，他不但不恼，而且哈哈大笑，扬长而去。孙登的传说，风靡一时，阮籍不仅对他产生了浓厚兴趣，还萌发了拜见他的愿望。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苦心寻找，阮籍终于在大山里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登。在现实生活中，心情非常苦闷的阮籍，很希望能从孙登那里得到一些人生的指点。他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向孙登请教太古无为之道之类的重大历史和哲学问题。但是，能够真正悟通的大道，而且能够做到真正出世的孙登对阮籍的话好像没有听到一样，始终保持沉默。阮籍无可奈何，只好怀着遗憾的心情告退。当他走到半山腰时，山谷间突然传来了孙登从丹田中发出的，如凤凰名叫一样的啸声。所谓啸，就是打口哨。魏晋的名士们为了避祸初入山林，游戏林间，尽情享受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的欢愉。这个时候，他们就用啸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因此在那个时代，啸风盛行。啸也成为名士的风度之一。阮籍在名士当中，是最善于啸的人物之一。孙登的啸声，让擅长啸的阮籍听得如醉如痴。他从孙登纯净的啸声中领悟到与孙登相比，自己并未真正脱俗。受到孙登的启发，回到家后的阮籍挥笔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大人先生传》。

    阮籍笔下的大人先生，具有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寓，以应变顺和，天地为家，与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与世同的理想精神境界。对此大人先生似的人物，人们不难从《庄子》里面写的一系列至人、神人、真人身上找到他的影子。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还设计了一个崇尚名教的人物“士君子”。并用“士君子”之口，对大人先生提出了质疑，认为“大人先生”是“身处困苦之地”，并不能真正获得自由、幸福和欢乐。对此，阮籍讥讽道，士君子们所崇尚的名教社会，似乎是个安全之地。可是，他们就像虱子，寄生在人的裤裆里。饿了咬人一口，自以为得计。可是，只需要一把火，就会把他们寄生的‘吉宅’烧得干干净净。最后，阮籍这样总结：“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 “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大人先生”式的人格与理想，正是阮籍的追求。

    阮籍在他的另一篇文章《达庄论》中，又一次写到了一位逍遥在神游境界中的老庄式人物：先生“徘徊翱翔，迎风而游，恍然而止，忽然而休。”先生以为“以生言之，则物无不寿，推之以死，则物无不夭，自小视之，则万物莫不小，由大视之，则万物莫不大。”《达庄论》中的先生具有万物齐一的思想境界，阮籍以此为基础，走上了无是非、任自然的人生。并把这种思想带入了他的散文创作。

    有学者这样评价：在魏晋玄学史上，真正把理想人格的建构、或理想境界的所在凸显出来的，是以阮籍为代表的玄学家。他根据自身对于时代的感受和对于现实苦难的体会，倾尽全力去探讨自我意识与自然的关系，希望摆脱压迫而获得精神的解放。

    作为魏晋时期玄学哲学家的阮籍，除了《大人先生传》、《达庄论》之外，他写过的哲学著作还有《乐论》、《通易论》、《通老论》、等篇。从这些文章中看出，阮籍从倾向于自然与名教的结合，到崇尚自然而贬抑名教的痛苦转变过程。

    同阮籍一样，嵇康也写过一篇名为《卜疑》的文章，文章里的“弘达先生”，也是一位虚拟的庄子至人式的人物。不同的是，“弘达先生”没有阮籍笔下的“大人先生”那么多虚幻飘渺的神采。嵇康、阮籍创作中的玄学化倾向，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无论是梁代简文帝萧纲笔下的玄虚公子，或是陶渊明笔下的五柳先生，他们都是体现了玄学理想境界的虚构人物。他们很明显地受到了嵇康弘达先生和阮籍大人先生的影响。

    阮籍描写的“大人先生”式的生活是无比自由的。但实际上也曲折地影射了现实社会的不自由。因此，阮籍的内心十分痛苦。《晋书》本传记载：阮籍经常一个人驾着车子，载着酒，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直到走到路的尽头，再也无法前行了，他开始走下车来号啕大哭，哭够了，才按照原路返回。所谓“率意独驾”，是阮籍孤独的一个表现。他的苦闷、个性、理想与抱负，没有人能够理解。所以他“不由径路”，也就是没有道路可走。“车迹所穷”，理想和抱负也实现不了，没有前途，因此痛哭而返。于是，阮籍常常用酒来麻醉自己。

    专家考证，中国的饮酒之风兴盛于东汉末年。正始年间玄学产生后，酒就开始普遍进入士人的生活。竹林七贤和酒密切相联。他们聚会在竹林，肆意酣畅。

    而在七贤中以饮酒闻名于世的，还要数刘伶。关于刘伶的好酒，可以从这幅古画中窥见一斑。画的作者是唐代的孙位，画名为《高逸图》，右上角的题识为宋徽宗的墨迹。最早著录于《宣和画谱》。近人研究发现，此画所绘内容，正是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画中的刘伶，正回头准备漱口，而双手仍然端着酒杯，似乎对杯中之物恋恋不舍。《晋书》记载，刘伶经常携带一壶老酒，乘坐着鹿车，随意出游。他还叫人扛着铁锹跟在后面吩咐说，我醉死了，你就埋我。《世说新语·任诞》还记载了刘伶醉酒以后的表现。醉酒后的刘伶在屋中脱衣而坐，有人到他家串门，看到他这副模样便讥笑他。刘伶却辩解说，我把天地当房屋，把房屋当衣裤，诸位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衣裤里来？《晋书》记载，刘伶著有《酒德颂》一篇。《酒德颂》中的大人先生，同阮籍笔下的大人先生具有同样的情怀和表现。大人先生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每天惟酒是务，不知其他。于是，有贵介公子和缙绅处士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蜂起。而大人先生，只管举杯痛饮，时醉时醒。这样一来，大人先生就进入了一种逍遥神妙的境界。所谓“逍遥神妙的境界”，刘伶在《酒德颂》中这样描写：“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海之载浮萍。再看那些贵介公子，缙绅处士不过是些小虫罢了”。大人先生这种状态，正是老庄超世脱俗的人生境界。也是魏晋名士寄托其精神的境界。

    学者研究发现，刘伶是把酒后的玄意写入散文的第一人。刘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就是首次把饮酒玄意化，玄学华，诗文化。

    学者们认为，竹林七贤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文学的影响而言，则更多地表现在审美情趣上。比如中国文学崇尚高逸淡雅之美、自然之美，传神之美。都与竹林七贤密切相关。

    竹林七贤中另一位以饮酒著称的人物是阮咸。阮咸虽然在文学上没有高深的造诣，但却“妙解音律”，是一位天才的音乐家。所谓“妙解”是指一个人在音乐方面很精微，微妙的体会和认识。阮咸不但“妙解音律”，还善弹琵琶。阮咸懂音律，发明了直项琵琶，就是现在流传的阮。阮咸在那个年代里发明的琵琶，一千多年来，一直给人们带来快乐。

    史书记载，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也是一位写文章的好手。曾著有《山涛集》，可惜今已不存。不过幸运的是，今天人们还能看到他的书法作品。

    魏晋士人思想的解放、玄学的追求、放达的行为反映到书法上，就进入到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时期。从此，中国的书体从单一的篆隶，演化出楷、行、草，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其中就有竹林七贤的功绩。他们的书法放任、洒脱、飘逸，如行云流水，鲲鹏展翅。字如其人，透过墨迹，人们看到了他们“大人先生”式的精神境界。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评论道：“这种高超的艺术，只有晋人潇洒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其中，嵇康的书法特别为人称道。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评论说：“叔夜善书，妙于草制。观其体势，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笔墨。若高逸之士，虽在布衣，有傲然之色。”

    人们难以想象，在充满杀戮与残暴的魏晋时代，却活跃着一群超凡脱俗的士人，他们用智慧和情感，开创了深奥的玄学思潮，创作了独具魅力的文学、诗歌、书法等艺术。他们在诗酒风流、山光水色中，去寻找生命的真我，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才情。

[附注]：
【名称】唐孙位高逸图卷
【类别】中国古画
 【年代】唐代
【文物原属】故宫旧藏
【文物现状】现藏上海博物馆
【简介】：绢本，设色画。纵：四五.二、横：一六八.七厘米。

    孙位，生卒年不祥。一名遇，号会稽山人，会稽（浙江绍兴）人。善画龙水、人物、松石墨竹，兼长天王鬼神。唐末，随僖宗入蜀。蜀中画山水人物，皆以孙位为师。名列蜀中画家第一。孙位是唐末蜀中著名画家，孙位的真迹流传至今的仅此一件。画名“高逸图”为宋徽宗赵佶所题，它所描绘的是魏晋时期脍炙人口的竹林七贤的故事。画家通过娴熟高超的技术，出色地刻划了魏晋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孙位善于画人物，是唐末重要画家。他尤其对西蜀的许多画家，有很大影响。他的卷轴画留传下来的只有这一件《高逸图》。

    此图为《竹林七贤图》残卷。图中所剩四贤，一为好老庄学说，而性格[介然不群]的山涛，旁有童子将琴奉上。一为[不修威仪，善发谈端]的王戎，旁有童子抱书卷。一为写《酒德颂》的刘伶，回顾欲吐，旁有童子持唾壶跪接。一为饮酒放浪，惯作青白眼的阮藉，旁有童子奉上方斗。四贤的面容、体态、表情各不相同，并以侍童、器物作补充，丰富其个性特征。人物着重眼神刻画，得顾恺之[传神阿堵]之妙。线条细劲流畅，如行云流水，兼有张僧繇[骨气奇伟]的特色。画风在六朝的基础上更趋工致精巧。而点缀的木石已用皴梁，则开启了五代画法的先路。是书画中的瑰宝。

    此件无作者款印，由宋徽宗题名《孙位高逸图》。画上钤有北宋[宣和]、[双龙]、[睿思东阁]、印，南宋[政和]、[宣和]、[御书]印，以及清梁清标和清内府诸藏印。另有六印不能辨认。《宣和画谱》、《石渠宝笈》等书著录。是孙位现存的唯一真迹。
 
 竹林七贤（四）2009-03-27 18:44

    在竹林七贤中，最能代表玄学人生旨趣的是嵇康。嵇康天资卓越，才识超凡。而追求的是一种超脱世俗之外、自由闲适的恬静生活。因此，当阮籍、山涛走进司马氏掌权的朝廷做官之后，嵇康仍然隐居山野，坚守在竹林中。一天，嵇康正在自己的住所旁边专心致志地弹奏《广陵散》。一位叫袁孝尼的名士专程赶来要向他学习这首曲子。想起了神秘客人不要将《广陵散》再传给他人的嘱托，嵇康婉言谢绝了袁孝尼的请求。

    史书记载：隐居在山林中的嵇康，除了弹琴自娱之外，还和竹林七贤中的向秀，经常在自家门前支起炉灶、打铁为乐。有的学者认为，这也是嵇康避祸的一个方法。嵇康是大名士，又是曹操后人的女婿，他知道司马氏一直盯着他，于是就用打铁来表明自己与世无争。有人慕名前来，请他们帮忙打制一些镰刀，锄头等农具，嵇康虽然家中贫寒，却从来不收取金钱。来人过意不去，就送来酒和鸡。嵇康就很高兴地收下，并和送礼者一起吃肉喝酒。

    嵇康有一位好朋友名叫吕安。吕安，山东东平人，他气概不凡，不喜仕宦。据《世说新语·简傲》记载，嵇康与吕安交情很深，每当他想念吕安的时候，即使相隔千里，也要立刻坐车去拜访。吕安也经常从东平来山阳看望嵇康。有时嵇康不在，嵇康的兄长嵇喜就代替弟弟接待客人。嵇喜在朝廷为官，或许由于他的功名心太重，吕安宁愿独自坐在车中也不愿意和他来往。

    吕安也是一位蔑视礼法的士人。一次他去拜访嵇康，恰巧嵇康出门不在，嵇康的兄长嵇喜出来接待他。吕安拿过笔墨，在他门上写下了一个“凤”字。嵇喜十分高兴，以为吕安夸自己是凤凰。过了一段时间，嵇喜才明白吕安是在讥笑他。因为古时候“凤”字可以拆成“凡”“鸟”两个字。意思就是说嵇喜是一只凡鸟。后来，把嵇康看成知己的吕安，干脆从东平迁来山阳，与嵇康朝夕相处。吕安在他心爱的住所旁边开垦荒地，种植蔬菜。嵇康和向秀经常到菜地里浇水灌园，疏其余利，供酒食之费。有时，他们几人相携出游，登高望远，不计远近，无论时日，随性而往，尽兴而归。名士们打铁换酒，灌园浇菜，率性出游，随心所欲，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与逍遥，过得潇洒而又放达。但是，生活在那个时代，即使隐居在山林，也会被打扰。
　　
    有一天，嵇康正和向秀在门前打铁，他们一个人扶砧，一个人抡锤，干得叮当作响，十分热闹。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贵公子钟会。当时钟会大名鼎鼎，他依附司马昭成为亲信，钟会的父亲钟繇是有名的书法家。钟会同他的父亲一样也擅书法，同时喜欢清谈。史书记载，钟会曾经撰写过《四本论》，书中讨论人的才干与性格的同、异、合、离问题。钟会时分推崇嵇康，《四本论》写好之后，他很想请嵇康阅读，为之扬名。可是又不敢面呈，唯恐嵇康当面批评他。于是，他悄悄地来到嵇康的住所，远远地把书扔到了他家屋里，又急急忙忙地转身躲开。此时，只比嵇康小一岁的钟会，正担任朝廷的司隶校尉。《晋书·嵇康传》记载：嵇康对前来拜访的钟会不理不睬，“锻而不辍”。钟会等了好一阵，并不见嵇康招呼自己，觉得没趣，转身就要离开。嵇康这才放下手中的活，漫不经心地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话里有话地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嵇康的傲慢，给钟会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热衷于打铁的嵇康和向秀，闲暇之时，还对养生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嵇康起先撰写了《养生论》，向秀并不同意他的看法，与之辩论，撰写了《难养生论》。可是，嵇康也不同意向秀的观点，再次加以反驳，写了《答难养生论》。这是一组典型的辩论文章。有的学者认为，这也是嵇康、向秀玄学清谈的真实记录。嵇康对那些长生不死的神话并不真正感兴趣，而是关注如何通过养生来延长寿命。嵇康推测，人如果保养得好，他的寿命就可以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这样的人就可以被称为神仙。

    向秀在《难嵇叔夜养生论》的文章里，对嵇康的说法进行了反驳。向秀认为，神仙之说难以验证。此人何在，目未之见。而天命有限，非物所加，不能够人为控制。向秀说，有的人寿命长是特受异气，犹木之有松柏，非导养之所致。对嵇康的观点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与此同时，嵇康也找出了理由来反驳向秀。他说，据古籍记载，彭祖活了七百岁，安期的寿命过千年。一般人不相信，认为是古籍妄记。但是，虽然目未之见，不能证明无其人。在嵇康看来，一般的人是由于疏于保养，所以不能够达到神仙的境界。 嵇康以为，人世间存在着“特受异气，禀之自然”之人，这类人活千岁不难指望。他的理论是，人要长寿，既要养形，又要养神。嵇康从道家学说出发，他认为养神应该恬淡清静，不为外物所累。但是养形就需要服用一些药物。嵇康相信，在自然界里，确实存在某种特殊的药物，能延长人的寿命。然而，许多人只知道食用五谷，而没有认识到这些药物的作用。或许知道了也不能坚持服用，因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把养生的见解写成了文章的嵇康，还身体力行。
　　
    嵇康的山间别墅，在云台山下的百家岩。云台山峡谷幽深，人迹罕至，自古以来就是道家、高僧的修行之所。同时，云台山山林茂密，药材众多。《晋书》本传记载：为了养生，嵇康时常到深山采药。并服食一种叫“五石散”的药物。“服食”在魏晋时期十分流行。许多名士都喜欢服食五石散。五石散十分名贵，它由五种矿物组成。鲁迅先生考证：五石散包括石钟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和赤石脂等。石头本不能食用，所以要把石头吃出名堂来非常不容易。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写道：“吃了这种药以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服，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鲁迅在文章中接着写道：“吃药之后，因皮肤易被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其实内心却很苦。魏晋时代的名士们冒着生命危险服用“五石散”，一是为了延年，二是暂时忘却精神的痛苦。可是，让大名士嵇康苦恼的事还是接踵而至。

    公元255年，司马昭想起了隐居的嵇康，想把他征召到朝廷装点门面。厌恶官场的嵇康得到消息后，只好离开竹林，躲到了河东，一走就是三年。也就是在这段时间，讲究服食养生的嵇康，在大山里遇到了隐士王烈。于是，就有了他们交往的记录和传奇的故事。

    王烈，河北邯郸人，他常年在太行山一带的深山里修行，研究养生之术。根据清代道光年间《修武县志》记载，王烈曾经在云台山百家岩和天门谷一带长期隐居修行。他活到三百三十八岁，仍然像年轻人一样，登山历险，如履平地。据记载，当时已经三百多岁的王烈，看上去却像一个青少年。嵇康与王烈相识后，十分高兴，他们两人经常一起到山里采药。《晋书·嵇康传》记载，一天，王烈独自一个人上山采药时，忽然看到大山裂出一条数百丈宽的缝隙，从中流出如饴糖一样稀软的石髓。王烈赶紧把石髓抟成药丸的样子放进嘴里一尝，气味就像粳米饭一样好吃。吃过之后，王烈感觉神清气爽，因此带回一些送给嵇康品尝。可是，见到嵇康时，稀软的石髓已经凝固成坚硬的石头。见嵇康咬不动石髓，王烈十分遗憾。《太平广记》一书中也记载了这个故事。这说明嵇康的“服食”在当时十分有名。

    258年，躲避官场的嵇康，还在大山里遇见了另外一个大隐士孙登。一些史书也记载了他与孙登交往的逸事。嵇康与孙登相处长达三年，可多次向他请教问题，孙登都不予回答。嵇康时常为此叹息。临别时，嵇康忍不住地问道，先生真的没有什么话要说了么？孙登这才慢慢地说道： 你不了解火吗？火生来有光。可是，它也要得到干柴才能保持它的光焰。人，生而有才，也要了解实务，才能保全他的天年。孙登接着告诫嵇康：你有才能，却缺少远识，要在当今之世免除灾难是很难的。今后你要谨慎做人，一定要少发表议论。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孙登的确有先见之明。

    公元261年，在朝廷担任吏部郎的山涛，将升迁为散骑常侍。让谁来接替自己原来的职位呢？山涛不由地想起了仍在百家岩隐居的朋友嵇康。山涛清楚，在247年，嵇康娶了曹魏宗室的长乐亭公主后，被朝廷“迁郎中、拜中散大夫”。但这只是一个闲职而已。那么山涛为什么会想到要让嵇康接自己的班，到朝廷当吏部郎呢？有人认为，山涛是考虑到嵇康的名气太大，如果再不出仕，会引起司马昭的猜忌，有性命之忧。他推荐嵇康做官，是对嵇康的保护。不过，也有人认为，自从山涛走出竹林进入仕途后，很快就成了司马氏的宠臣和心腹。他那块竹林名士的牌子，不仅能招徕热衷清谈的士人，还可以分化那些依附曹魏的名士为司马氏所用。根据这种观点，山涛举荐嵇康代替自己，便是很用心计的一招。成了，则可以把嵇康拉过来；不成，则从此阵营分明，便于收拾嵇康。而后一招是其主要目的。因为山涛知道，嵇康不会出来为司马氏服务，更料定他会“标不屈之节”来回绝。果然，嵇康这样做了。

    得到这个消息，嵇康决定给山涛写一封信，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山涛，字巨源。因此，这封信的题目就叫《与山巨源绝交书》。信中写道：足下举荐我做官，恐怕不是想要真的抬举我，而是因为足下独自做这样的官感到害臊，所以要拉我去做你的助手。就像厨师不好意思一个人独自屠宰下去了，要拉一个祭司去帮忙一样。在绝交书中，嵇康一一列举出自己难以做到的、官场上的“必不堪者七。”早晨不喜欢早起，而守门的差役一再催促，此一不堪也；其爱在野外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追随如同看守，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办公时，正襟危坐，还要穿着官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来不善于作书，也不喜欢作书，而官场的公文摆满了案几，不相酬答，则有违礼教，若欲勉强则无力为之，四不堪也；生平不喜欢吊丧，然而，难以被人谅解和宽恕，欲违心顺俗则与本性冲突，最终还是不能不受到谴责，五不堪也；不喜与俗人交往，而进入官场就要与他们共事，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在掌，机务则缠其心，世故则烦其虑，七不堪也。接着，嵇康又说明了自己不能进入官场的“甚不可者二”是：每每非议商汤王、周武王而鄙薄周公、孔子，为礼教所不容，此为甚不可者一；性情刚直、放肆直言，遇事便忍不住，此为甚不可二也。因此，嵇康责怪山涛不了解朋友的天性，强人所难。嵇康表示自己“愿守陋巷，饮酒弹琴，教养子孙，也绝不出来做官。”《与山巨源绝交书》，实际上也是一篇拒绝与司马昭合作的宣言书。为嵇康被杀害埋下了祸根。

    不久，一个让司马昭捉把柄的机会到来了。嵇康的好朋友吕安的妻子，被他同父异母的兄长吕巽，用酒灌醉后奸污。事件发生后，吕安十分气愤，想把哥哥吕巽告上法庭。嵇康本来也认识吕巽也曾有过交往，嵇康得知此事后也十分气愤，但考虑到此事家丑，不宜外扬，所以劝说吕安，暂时把此事忍下来。可是，吕巽却做贼心虚。他恶人先告状，反咬一口，以虐待老母亲的罪名，把吕安告上了法庭。吕巽的禽兽行为，让“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嵇康拍案而起，他愤然写了一封给吕巽的绝交书。嵇康的绝交书写得极其悲愤，他怒斥吕巽诬陷无辜、包藏祸心；后悔自己以前无原则地劝吕安忍让，觉得自己对不起吕安；而对于吕巽，除了决裂，无话可说。可是，当时担任大将军司马昭相国掾的吕巽却毫无悔改之心。在他的蛊惑下，吕安获罪，并被判发配边疆。吕安的内心激愤难平，他给嵇康写了一封信。信中有“顾影中原、愤气云踊”，“披艰扫难、平涤九区”的词句。这样的文字，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扫平司马氏政权”的意思。在司马氏专断独行、满腹猜忌的魏晋时代，这样的信件很容易授人以把柄，招来司马氏的嫉恨。嵇康做为收信人，很自然地被卷入此案。如果嵇康但求自保，他完全可以把此事推得一干二净。可是嵇康义不负心，毅然出庭为吕安的这封书信辩护。结果，他的辩解激怒了当权者，两人都被捕入狱。

    现在，轮到司马昭给嵇康判罪的时候了。司马昭心里也明白，他们父子提出以孝治国，只不过是用来篡夺曹家政权的一个幌子而已，其实，对于孝与不孝，司马昭自己并不在意。司马昭在意的，是嵇康的那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在司马昭看来，这是一封与他决裂的公开信和挑战书。嵇康在绝交书中把官场仕途说得一无是处，这等于是对他把持朝政的不满和攻击，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正在这时，钟会求见司马昭。自从拜访嵇康受到冷遇后，钟会一直怀恨在心，这时他便趁机跑到司马昭面前进谗言。钟会在司马昭面前说了这样一番话：嵇康是一条卧龙，千万不能让他爬气来。陛下统治天下已经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只有嵇康这样傲世的名士，必须加以提防。钟会接着对司马昭说，您知道嵇康给山涛写绝交书的背景吗？据我了解，嵇康想帮助别人谋反，由于山涛反对没能成功。因此，他才与山涛绝的交。钟会列举了姜太公、孔夫子都诛杀过名人的例子之后，建议说：嵇康、吕安这些人言论放荡，诽谤圣人经典，这是任何一个帝王都不能容忍的。现在如果不除掉嵇康，将难以淳正风俗、清洁王道。听了这些谗言，司马昭勃然大怒，决定杀掉嵇康。

    其实，没有钟会的毁谤，司马昭也会除掉嵇康。因为嵇康一直采取与司马氏不合作的态度。山涛举荐嵇康接替自己做吏部郎的职务，这肯定是经过司马昭的认可和同意的。但是，没有想到嵇康非常不给面子，竟然写了一封绝交书，把他的态度公示天下。嵇康在绝交书中，还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这一下子就更刺到了司马昭的痛处。这是让司马昭非常不能够接受的。因为司马昭在朝廷里一直以周公自居，同时孔子也一直赞扬尧舜禅让王位的做法，而司马昭也一直在觊觎着曹魏政权，想迫使曹魏把天下禅让给自己。鲁迅先生说过：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在这一点上，嵇康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然而，嵇康是当时的大名士，他的入狱引起了很大震动。以至很多人为他求情，甚至入狱来愿意代替嵇康服刑。

    嵇康、吕安最终被判死刑。在监狱里，嵇康浮想联翩，想到孙登的嘱咐，他不免有些懊悔。自知难于免祸的嵇康，在监狱里给十岁的儿子嵇绍写了一篇《家诫》。在《家诫》中，他嘱咐儿子说：小事不必计较，人情世故的细琐方面，不必认真；不要强劝别人饮酒，也不要力拒别人的劝酒；人们的闲谈，大可不必介入；官长的家不可常去，也不可留宿；官长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告密的嫌疑……。教导孩子如此琐碎，与秉性高傲的嵇康判若两人。嵇康临死时说的这番话，其实是他内心的真实流露。他为儿子设计的人格，真实地反映出他的追求。从人格层面上来说，《与山巨源绝交书》和《家诫》的思想矛盾真实地反映了他的理想人格和外在人格的分裂与对立。

    262年8月的一天，嵇康被带到了刑场。面对即将到来的杀戮，嵇康镇定自若，神色不变。他环顾日影，见临刑的时间还没到，就要来一把琴，当场弹奏了一曲《广陵散》。弹奏完毕，嵇康感叹道：“早先，袁孝尼一再要向我学习这支曲子，可我始终不肯教给他，《广陵散》从今绝矣！”说完，引颈受刑。嵇康这种临终前的表现，真正体现了他自己所追求的与自然齐一，充分自然化的，置生死于度外的追求。史书记载，嵇康被杀，“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就这样，一代名士嵇康悲壮而又潇洒地、走完了四十岁的人生历程，他给世人留下的是千古绝响。
 
竹林七贤（五）2009-03-27 18:52

    公元262年8月，伴随着一曲《广陵散》，嵇康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嵇康死后，竹林七贤其他人的命运和归宿又是如何呢？

    嵇康被杀后，向秀在家中闭门沉思。不久，他来到洛阳，叩响了大将军府的大门。据说，当时司马昭正在与臣僚在府中议事。《晋书》本传记载：见到向秀，司马昭故作惊讶地问道：“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传说尧帝要让位给巢父、许由，他俩不接受，就逃到箕山隐居，因此，箕山之志就是隐居之志。向秀回答：“巢父、许由是狷介之士，不理解尧帝的一番苦心，不值得钦慕和效法”。向秀的这番回答，司马昭听了非常高兴。从此，向秀走入仕途。先后担任过“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因为是不得已而出仕，向秀只是做了一个“朝隐”之士。《晋书》本传说他：“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

    一个寒冷的黄昏，向秀路过昔日与嵇康、吕安等人聚会的山阳旧居。伴随着远处传来的清越高远的笛子声，向秀迈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走近曾经与朋友们聚会的那片竹林。故地重游，触景生情，向秀又仿佛看见了嵇康、吕安等人的身影。回到住所，他满怀惆怅，写下了一篇《思旧赋》。“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而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伫驾言其将迈兮，故援翰而写心。”272年，嵇康被诛杀后的第十个年头，四十五岁的向秀在忧郁中离世。向秀的墓地就在他的家乡附近。虽然经过一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墓冢依然醒目。

    嵇康被杀后，阮籍依然每天以酒为伴。263年的10月，曹髦死后继任皇位的小皇帝曹奂，被迫加封司马昭为晋公。阮籍知道，司马昭迈出了这一步，离改朝换代的日子就不远了。一个叫郑冲的官员提议，《劝进表》由大名士阮籍执笔。最后，派去的人在袁孝尼家，找到了醉酒酣睡的阮籍。原来，他只顾喝酒，竟把这件事忘到了脑后。来人赶紧叫醒阮籍，说《劝进表》等着急用。其实，阮籍心里不愿意写《劝进表》。想用醉酒的办法搪塞过去，但是，他心里明白，这一次是躲不过去了。于是阮籍带着醉意，伏案疾书，一气呵成，写好了《劝进表》。史书记载，《劝进表》写得词藻清丽，时人以为“神笔”。司马昭看了《劝进表》后，满心欢喜，愉快地接受了封爵。

    写了《劝进表》的一两个月后，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五十四岁的阮籍，在痛苦、失望、忧郁、自责中离开了人世。临终之前，阮籍又想起与朋友们聚会的那片竹林，想起了自己作的那首咏怀诗：“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叟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阮籍去世两年后，265年8月，司马昭病死。四个月后，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逼迫曹奂退位。然后，率领文武百官在洛阳南郊设坛祭天，举行了隆重的“受禅”典礼。司马炎登帝位，改国号为晋，建都洛阳，史称西晋。

    随着司马炎登基，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官也越做越大。后来，他终于当上了司徒，成为早年梦寐以求的三公。史书记载，山涛为官清廉。他虽然身处要职，但与家人一直住在只有十几间屋子的旧房里。283年秋天，七十九岁的山涛得了一场大病。不久，就去世了。死去的山涛叶落归根，安葬在他魂牵梦绕的家乡。
　　
    山涛在世的时候，曾经在司马炎面前，推荐过竹林七贤中的阮咸。山涛说阮咸“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职，必妙绝于时。”后来，阮咸担任了始平太守。走进官场以后的阮咸，还经常弹琴长啸吗？还潇洒地饮酒吗？在始平太守的职位上，他又有何建树？因为史料的欠缺，这一切都不得而知。在《晋书·阮咸传》的结尾，知道他“得以寿终”。

    《晋书》本传说竹林七贤中的刘伶：“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而机应不差。”同向秀一样，嵇康被杀害后，刘伶也被迫走进了仕途，当上了建威参军。但是，他依旧嗜酒如故。刘伶整日喝酒，不谋其政，每当朝廷询问时，他总是以无为而治来搪塞。最终，司马炎把他罢黜免职。据有关资料记载，罢官后的刘伶并没有回到老家安徽，而是和妻子在河南获嘉县境内、黄河岸边一个叫桑古寺的地方，开酒店做起了生意。“桑古寺”靠近古驿道，加上刘伶酒名远扬，善于经营。因此，他开的酒店每天宾客盈门、生意兴隆。随着刘伶的后代繁衍兴盛，“桑古寺”曾一度叫做“刘伶村。”后来，又更名为刘固堤村。大约在公元300年，八十岁的刘伶病逝。刘伶死后安葬在刘固堤村东北方向约一公里的地方。《获嘉县志》记载，刘伶墓面积为东西十三步，南北十步，高约三、四尺。村民介绍，二十年前，刘伶墓上的封土被一些百姓挖去修房盖屋。今天人们走进刘伶墓看到的只是麦田中掩隐着的这道狭窄的田埂。

    公元305年，王戎病逝，享年七十二岁。《晋书》本传记载：王戎生前也到过昔日与嵇康、阮籍等人聚会的地方重游，并对陪同他的人发出这样的感叹：我过去与嵇康、阮籍曾经在此畅饮，共为竹林之游。自从他们两个逝去，我便为时务所羁绊了。今日旧地近在眼前，当年的事情却邈若山河了。

    西晋以来，嵇康、阮籍成为名士的楷模，名声日盛。东晋之后，人们将嵇康、阮籍等人的清谈游赏称之为“竹林之游”。专家考证，大约东晋时已经有“七贤”的称呼了。而明确提到“竹林七贤”的是南朝宋刘义庆著的《世说新语·任诞》：“陈留阮籍，憔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玡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受“竹林七贤”嵇康、阮籍等人的影响，在西晋，特别是晋惠帝执政的“元康之世”，虚无放诞成为风尚。

    史书记载，阮籍其后，士族出身游手好闲的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除此之外，山简、阮修、毕卓、羊曼、阮孚、张翰等人与之相比，其表现有过之无不及。他们中有些便是“竹林七贤”中的后人。如山简是山涛之子，阮修是阮籍的侄子。史书上记载很多有关他们纵情放诞的趣闻。

    史书记载，山涛的儿子山简做荆州太守时，每次走到一个叫高阳池的地方都大醉酩酊而归。时人为之歌云：“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阮籍的侄子阮修，不喜欢与俗人应酬。《世说新语·任诞》说他“尝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同阮修一样，身为吏部郎的毕卓也十分好酒。据说，一次他在偷饮邻人家储藏的酒时被捉住。当主人得知他的身份后，又把他放了，而且还邀请毕卓一起喝酒。毕卓端起酒杯接着痛饮。直到喝得酩酊大醉之后才离去。

    国画大师齐白石似乎对毕卓的行为很欣赏，他不但根据这个传说创作了《毕卓盗酒图》，还从清廉的角度在画面上方题写了打油诗一首：“宰相归田，囊底无钱。宁肯为盗，不肯伤廉。”毕卓声称自己追求的生活准则是：“一手持蟹鳌，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一些人盲目模仿“竹林七贤”的狂放，只不过得其表皮而已。其实他们并没有阮籍、嵇康等人的生活感受和玄远的精神世界。因为嵇康、阮籍等人的行为与言谈都是有针对性的。作为有建树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经过深入思考后的行为言谈是那些身为贵游子弟所不具备的，因此他们只能效仿其形罢了。

    东晋时期，玄学理论走上没落之路，而凸显的仅仅是玄学外化的形式——纵放狂诞的生活态度与行为。因此，人们对玄学的抨击也多着眼于此。东晋思想家、医学家葛洪对此批评道：“世人闻阮嗣宗傲俗自放，古人所谓‘通达’者，谓通于道德，达于仁义耳。岂谓通于亵渎而达于淫邪哉！”鲁迅指出：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就学起来，而学得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有了很多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到了东晋，一些有识之士对西晋覆灭的教训，进行认真的反思。认识到了仕不事事，也就是在其位不谋其职，以及放荡无度的生活态度带来的极大危害。

    一位叫应詹的官员在给元帝司马睿的奏疏中沉痛地指出：“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于此也。”另外一位叫卞壶的官员对一些贵族青年放达的生活习气也在朝廷上进行了激烈抨击。“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此也。”

    以《兰亭序》闻名于世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也持有相同的看法。据《世说新语·言语》记载，他曾经对朝廷重臣谢安说过这样的话：从前夏禹致力于王事，手脚都长出了老茧。周文王勤于王事，总是忙到很晚才吃饭，仍觉得时间不够用。现在国家不太平，四郊都是军营堡垒，人人都应当考虑为国家效力。若是竟搞些荒废政务的清谈，写些浮华的文字，恐怕不适合当前的形势。而谢安对此则不以为然。他皱了皱眉头反问道：秦国任用商鞅只经历了两代就亡国了，这难道是清谈导致的祸患吗？

    纵观历史，对于竹林七贤，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对竹林七贤持否定意见的人们，有的站在儒家之学的立场上，批评他们崇尚道家虚无思想，致使圣人之学沦丧；有的站在维护教化的立场上，批评他们放荡无羁，破坏了纲常；还有的站在经世致用的立场上，批评他们中的某些人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以致清谈误国等等。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倾向于把西晋灭亡、甚至魏晋禅代的原因，直接归之于竹林诸人。他说：“正始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一时名士风流，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竟相祖述。”鲁迅指出：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

    尽管历史上对竹林七贤评价不一，但从两晋南北朝一直到清代的一千多年间，竹林七贤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他们宏放旷达的精神风貌、生活情趣或行为，一直在文人士大夫阶层有着巨大的影响。

    1960年5月，南京地区西善桥南朝大墓里，出土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名士，其作为与七贤颇为相似，因而被放在了一起。在画像砖上的七贤，有的抚琴啸歌，有的颌首倾听，有的高谈玄理，有的舞弄如意，人人宽衣博带，孤傲高雅；崇尚老庄之情，追求个性之心，溢于画面。士族知识分子自由清高的理想人格，在画像砖上得到充分的表现。这些砖画出现在皇亲国戚的陵墓中，清楚地表明，当时社会上层对魏晋玄学的推崇，以及对竹林七贤的景仰。

    据《续高僧传》记载：有一位南朝后梁的僧人，非常景仰阮籍，其生活态度也颇似名士。史书说他，吟啸丘壑，任怀游处，并经常向人赞美阮嗣宗之为人。这条史料说明，阮籍的影响已经不光限于世俗之士，而且波及到佛教僧徒的生活。

    南北朝之后，嵇康的历史形象渐渐定型。在后人的歌咏中，他钟情山水，饮酒弹琴，不受羁绊，不肯随俗，桀骜不群。成为高士形象的代表。杜甫在《入衡州》一诗中写道：我师嵇叔夜，世贤张子房。柴荆寄乐土，鹏路观翱翔。白居易也在一首诗中写道：张翰一杯酣，嵇康终日懒。尘中足忧累，云外多疏散。陆游在《自嘲》一诗中吟唱道：华子中年百事忘，嵇生仍坐懒为妨。病于荣宦冥心久，老向端闲得味长。

    似水流年，经过历史长期的沉淀，阮籍的人格形象，已经演变为“离经叛道”的人格典型，成为一种特定的思想文化形态，并影响着后人。曾经赞赏阮籍“剖竹十日间，一朝风化清”的唐代大诗人李白一生蔑视权贵志气宏放，不以礼自守，终日沉醉，颇具阮籍式的狂放之气。有人认为他的生活态度和情趣是在效仿阮籍。

    被朋友称“步兵白眼向人斜”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对阮籍很是崇敬。他为自己起了个梦阮的别号。所谓“阮”就是指“阮籍”。或许正由于此，在他苦心塑造的贾宝玉身上明显带有阮籍的影子。从贾宝玉对待女孩子的同情和爱怜，不由得使人联想起阮籍对待卖酒的邻家妇女和兵家女的态度；从宝二爷厌恶做庸俗的应酬，不能不使人联想到阮籍的青白眼；从贾宝玉讽刺仕途经济之士，又使人联想到阮籍蔑视礼法，以及对礼法士君子的批评。

    在魏晋士人中，鲁迅先生特别推崇嵇康。嵇康正直、刚毅、高傲、反叛，不肯随俗。在他身上，鲁迅看到了自己的影子。1913年，鲁迅开始重新修订《嵇康集》。他历时二十多个春秋，参考多种版本，经过数十遍的校对，终于使《嵇康集》有了一个相当精善的本子。鲁迅倾心研究魏晋士人和那个时代，并得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例如嵇康、阮籍的罪名，一向说是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鲁迅还对阮籍会翻转青白眼的技巧感兴趣。他说，阮籍年轻时，对于访问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鲁迅校订《嵇康集》以及对魏晋时代研究的重视，从整体上提高了对嵇康的评价以及魏晋思想、文学的地位。

    时光飞逝，斗转星移，今天的人们该怎样评价和看待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呢？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儒家提出、设计了一整套的礼制法度，并推行相关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但是，如果将它们强调到极端，陷于僵化的境地，就会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束缚，使人们丧失自我，丧失独立的人格。魏晋时期，随着玄学的兴盛，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思想家，借助于先秦道家的思想形式，重新肯定了个体层面上的人的自我意识，找到了失落已久的个性自我。可以说，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在本质上显示的，是一场个性解放的运动。

    总体来说，魏晋时代是富于独立人格精神的时代。阮籍、嵇康在这里起到了主导作用和推进作用。后世文士在反对旧礼教、假道学，追求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的过程中，他们往往能够感受到，嵇康、阮籍，“竹林七贤”对其鼓舞和推动作用。

    当然，竹林七贤的思想和生活态度也有极为消极的一面。他们中的一些人，片面地强调自己的个性，而忽视了人在社会层面上的价值和意义。著名哲学家张岱年认为，包括阮籍在内的玄学哲学，作为立国之道，作为治国安邦的学说，是很难行得通的，是没有实效的。因此，学者们认为以嵇康为核心的竹林七贤，其思想和行为应当做历史的具体分析和恰当评价，不能够简单的加以肯定或者否定。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某一个人的身上也往往如此，竹林七贤自然也不例外。

    时光越千年，但是，他们仿佛还没有走远。可以肯定的是，已经被人们谈论了上千年的竹林七贤，今后，仍会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和被关注的一个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