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田”还作为国家与国家文化交流的内容，被苏联《真理报》译成俄文转载。更让阮未青惊讶的是，这篇泥土气蛮猛的“一分田”竟被杭州大学中文系编入大学中文教材，让莘莘学子当作范文学习。

　　汤祖荫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阮未青在萧山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成名，源于一篇叫“一分田”的小小说。我那时读小学五年级，我们的语文老师给我们读这篇文章，说“这是萧山的农民作家写的”。从此，我记下了阮未青的名字。不过，几十年未曾谋面。

　　2005年年底，我帮助萧山区政协编纂“听100个萧山人话过去的事情”。组稿过程中，脑海里不停地搜索着哪些“过去的事情”应该写进这本书里。蓦然间，跳出了阮未青的“一分田”。我决意去拜访他。

　　阮未青的家在东方红水库的大坝下面。我们到他家时，他正在屋旁的地里劳动。见到我们，忙停下活，两只手在衣襟上揩了揩，就伸了过来。我站在他家廊檐下，瞧瞧不足百米外的水库大坝，问：“阮老师，您就一直住在这儿？”他似乎听出了我问语中的一丝担忧，说：“马上要搬了，头上顶着一大盆水总归慌兮兮的。”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不设命题地进行着。阮未青记性好，且很健谈。我们天南海北地谈了一个上午。

　　阮未青的祖籍在浙南青田县，1933年出生。抗日战争胜利那年，全家搬到杭州。次年，又搬到萧山欢潭白水村，由于家境贫寒，阮未青在新中国成立前没有上过学。新中国成立初，政府派干部到欢潭办起夜校，阮未青头一个报名参加。白天干活，晚上读书。回到家，他还要在菜油灯下复习功课。读书非常用功的他，第一年就脱掉了文盲的帽子。到1957年，阮未青在夜校逐步啃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语文、数学、历史课本。在夜校，阮未青对文学写作和美术产生了浓厚兴趣，时常把一些“豆腐干”文章和美术作品寄给报社。先是在本地的《萧山日报》有少量发表，继而，省级报刊也不断刊出他的作品。这个突然间“冒”出来的文艺新人引起了专业人士的关注。浙江省群众美术馆的画家孙钊看准了阮未青是棵好苗，有意培养他。孙钊定期给他寄学习资料，给他的作品提修改意见，还把他的作品向有关报刊推荐。在孙钊的帮助下，阮未青的一幅作品，在国家级杂志《美术》上得以发表。

　　浙江美术学院根据阮未青的才干，决定破格录取他。1958年初夏，美院两位教授到欢潭找到阮未青，教授从公文包中拿出两张表格，对阮未青说：“祝贺你成为浙江美院学生，这个表格你填一下。”酷爱读书的阮未青没有兴高采烈的模样。教授觉察到阮未青可能有什么隐情和困难，说：“你去读书，所有费用由国家包下来，不会让你有多大的经济负担。”阮未青说：“学校的情我领了。可我上有老，下有小，靠我一双手干活养活他们，没有时间去脱产读书。”教授说：“这个不成问题，我们每月推荐你的几幅作品去报刊上发表，稿费拿来足以养家。”

　　浙江美院的入学学生表格中，有一空栏要当地政府签署意见。阮未青去当时的进化区政府找领导盖章。谁知，那位区领导不给盖，说：“外头的知识分子不肯到我们山区来当干部，我们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也不放出去的。”那位把阮未青当知识分子看待的领导一句话，就断了阮未青的大学梦。

　　也许，阮未青今生和大学有缘。一个月以后，从杭州来了100多位教授、讲师，在欢潭办起了一所“红专大学”。阮未青成了“红专大学”的大学生，主攻文学、美术。有位叫毛昭晰的老师经常在写作、绘画上给予指点、帮助，使阮未青长进飞快，作品屡屡见诸报端。有位美术家撰文评论阮未青的作品时称其为“农民小画家”。

　　1958年11月，阮未青出席了全国第一次工农兵美术工作会议。深受鼓舞的阮未青，回来后写了一篇“参加五天会，胜读十年书”的文章，在浙江省《俱乐部》杂志上发表。

　　1959年上半年，《浙江日报》、《杭州日报》、《东海》、《西湖》和省总工会联合举办小小说竞赛。阮未青被萧山县文化馆“钦定”为参赛对象。此时的阮未青，写民歌、故事、小剧本已得心应手，可写小说却非常陌生，但作为文艺界的“名人”又如何推脱得掉呢？他突然想起断断续续读过的小说《聊斋》：那部书里不都是一篇篇的小小说吗？阮未青再次捧起《聊斋》，逐篇研读，力图悟出点写小说的名堂来。找出一点自信和感觉后，阮未青把发生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的身边事作了一番梳理，确定了反映共产主义先进思想主题，勾勒了两个一心为集体的农村优秀男女青年，完成了小小说的写作，连题目也没想好，就交给了萧山文化馆的创作指导老师蒋毅。蒋毅看了一遍，说：“题材不错，就是故事胎气太重，怎么看也不像小说。”阮未青料定要被打回来的，半点儿不气馁，按照蒋毅的指点继续修改，前前后后大约写了五六稿。最后一稿交到文化馆时，参赛的截稿日也快到了，于是文化馆就直接集体会审，大家一致认为“体裁像小说了，人物也比较丰满，可以呈送。”小小说的题目也是会审定的，叫“一分田”。故事的梗概是：立秋这天晚上，金千小队的30来个社员在一起评比夏收夏种红旗手，有人发现在“双夏”中表现很好的桂芳和金法都没有到场。素来喜欢讲笑话的保裕嫂认为桂芳和金法在“双夏”一直忙着，今晚有些空，准是“那个”去了。正在大家说笑时，桂芳赤着脚进了会场，气喘吁吁地说“今天是立秋关，看到东畈还有一分田没有种下，吃过晚饭把它种好，所以开会迟到了。”保裕嫂说“金法和你在一起种”的一句话，把桂芳羞得满脸通红。这时，金法推门进来，说，太阳落山时我看见东畈还有一分田没有种好，等我拔了秧去种时，发现一分田已变得绿油油的了。在一片热议中，桂芳和金法双双被评为红旗手。阮未青这篇千余字的“一分田”由文化馆派干部专送杭州竞赛办公室。评奖会上，“一分田”以最高得票被评为获奖作品。阮未青被邀请出席颁奖大会。浙江人民广播电台一位播音员朗读了“一分田”。坐在台下的阮未青听着声情并茂、美妙无比的朗诵，好像觉得自己根本写不出这么“洋气”的文章。

　　颁奖会结束后，“一分田”又掀起一阵波澜。发起竞赛的《浙江日报》、《杭州日报》和《东海》文艺杂志马上将“一分田”刊登出来。接着，《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也登载了。“一分田”还作为国家与国家文化交流的内容，被苏联《真理报》译成俄文转载。更让阮未青惊讶的是，这篇泥土气蛮猛的“一分田”竟被杭州大学中文系编入大学中文教材，让莘莘学子当作范文学习。

　　“一分田”获得的巨大成功，点燃了阮未青的创作激情，也使他进入了文学、美术创作的双丰收期。先后见诸报端的有：“深山湾里更新曲”、“万寿公公迎春”、“春色随人”、“王庄散记”等小说、散文，还有大量的漫画作品。阮未青说，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搞“墙头开花”，我也是起早落夜地画宣传画，两张长凳上搁一块门板，人站上去就“刷刷”地画，一个上午能画好几堵墙壁的图画呢！

　　1959年初，浙江人民出版社特约阮未青创作一册《共产主义诗画》，要求有45幅图画并配诗。由于阮未青长期生活在农村，创作源泉丰富，思路活跃，在接受约稿后，仅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就一气呵成诗画。阮未青在创作中展开丰富的想象空间，把共产主义无限美好的生活和农民群众对共产主义的向往、憧憬跃然诗画，因而受到各级领导和行家的广泛赞誉。诗画在全省新华书店发行，并作为浙江省向建国10周年献礼的一个作品送到北京。

　　阮未青所在的欢潭山乡，农民务农收入甚少，一个山农汗流浃背地干一天，只有两三角钱的收入。阮未青有4个年幼孩子。连同妻子、岳母，家中共有7人，生活负担相当重。阮未青说：“讲句难听些的话，那个时候搞文学、美术创作，既是我的爱好，更是我养家糊口的一个经济来源。当稿子寄出后，我伸长脖子盼着它登出来。当稿子刊登后，我又伸长脖子盼着稿费汇过来。”阮未青还讲了一件关于稿费的事情。他说：“有一年年关前，手头紧得去斩斤肉的钞票也没有。我理理稿件，觉得一家杂志社还有篇小说的稿费没有汇来，但越等心里越焦急。就在大年三十前两天，邮递员送来一张17元钱的稿费汇款单，这时我心里头啊，真是高兴得没法形容。这17元稿费让我买来了过年的鱼肉荤菜，还有春联、蜡烛。”

　　阮未青在文学、美术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党和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1958年、1959年，他被评为杭州市、浙江省先进生产者。196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文化、教育、卫生、新闻、体育、科技、广播战线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后来概称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阮未青被省里推选为会议代表。这年的6月6日，阮未青走进首都人民大会堂，见到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首长。他的发言稿“我要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被印成会议文件分发。谈起那次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阮未青格外兴奋：“我国文坛泰斗茅盾先生在我们小组会上发言，他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是一个大作家，其实我也是业余作者，和大家一样的。搞创作、写小说没有捷径可走。如果你先好好地读二三十部、二三十篇好的小说，再好好地写二三十篇小说，一定会取得成功。茅盾先生的话真使我终身受益。”

　　在计划经济年代，农民与居民的根本区别就是看你是否吃国家供应粮。阮未青虽是文艺界名人，但他一直是农民身份，吃着生产队田里种出来的稻谷。这给他参加各种会议、活动带来很大不便。那个时候，出去开会，在报到时要交伙食费、粮票。阮未青在外出开会前，必须要先挑些稻谷去粮管所卖掉，换成粮票才能成行。有一次，阮未青去江山县参加革命文艺创作会议，仓促而行忘了“调粮票”，差点儿吃不上饭。幸亏江山县文化馆一位同志领他到当地“黑市”上以高价买到几斤浙江省流动粮票，总算解决了吃饭问题。

　　阮未青的农民身份决定了他没有工作单位。参加会议、活动的人，如果是文化馆、宣传部的人，回去后能在自己单位报销车票、住宿发票，还能以日计算领取出差补贴。阮未青却不能，他都得自掏腰包。当然也有“细心”、“好心”的领导，知道阮未青是农民，自费参加会议会造成沉重经济负担，破例地由会议承担了单趟车费和住宿费，但回程车费一定得自负，别人有的出差补贴也不能享受。阮未青是个知足的人，能得到这个优惠，已是谢天谢地了。

　　阮未青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先后到信用社、学校工作，最后成了一名学校校长。由于自身业务繁忙，终于对写作渐渐无暇顾及，见诸报纸、杂志的作品也随之稀疏。但他的“一分田”和他后来的创作“高产”历史，上了年纪的萧山人都记得。

　　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没有评过劳动模范，因而出席1960年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的代表，后来都当作劳动模范看待。阮未青也就成了萧山县为数不多的全国劳动模范。每年“五一”节前后，各级工会的负责人都会到欢潭去慰问他。

　　去年年底，“听100个萧山人话过去的事情”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阮未青的“从‘一分田’走向人民大会堂”是其中一篇。我打电话告诉他这一消息。电话那头的声音洪亮：“好啊，能让我快点看到这本书吗？”

　　其实，这时阮未青已沉疴在身，只是他的儿子没有告诉他得的是什么病。今年2月26日下午，我托他的三儿子阮三红将“听100个萧山人话过去的事情”带给阮未青。阮三红说：“父亲病得很重，看到自己的文章，他一定会高兴的。”阮三红回到欢潭家中，第一件事是把书本送到阮未青的病榻前，并把书翻到阮未青文章的那一页。阮未青抚摸着书页，脸上浮起一丝笑容。也许，这是谢世之前还能见到自己最后一篇大作的心理抚慰。当晚8时15分，阮未青走完了人生旅程。

　　不知道是神助还是天意、巧合，让我在阮未青人生的最后几个小时中把书本送给了他。但更庆幸的是，因为有了2005年底我们之间那不设命题的半天长谈，才使他“农民作家”的生动历史不致被尘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