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南人口源流考

雷家炳

商南县，位于陕西省东南部，在秦岭东段南麓，地处陕、豫、鄂三省交界，周邻八县。历为南接豫、楚，北通秦晋之重隘，扼南北之要冲，是兵家必争之地。由于历史的沿革变迁与特殊的地理环境，奠定了其人口源流的多样性，构成了由土著人、各地流民和移民聚集的人口源流格局，其中移民占居绝大多数。

一、土著人。

土著人是指世代传统居住在当地境内土生土长的先民后裔，也称本地人。

商南这块地方，属低矮山区，气候温和，资源丰富，丹江横贯境内。有关资料证明“早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鼎盛时期，就有人类在丹江流域繁衍生息”。据在商境内7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发现，在距今5000-7000年间，即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西周文化时期，丹江、金钱河等流域遍布先民，大部分布于河流两岸一、二级阶地上落户定居。

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孝公二十年（公元前342年），我国著名的改革家商鞅（原名公孙鞅）因破魏有功，秦封他商於（音ｗū）十五邑，大体相当于现今的商州到河南省内乡、淅川县一带，被称为商君。今商南正处于商於之地的中心地带。商鞅辅佐秦国十年，实行政治改革，不仅使商於成为新法的得益之地，而且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尤其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随着蓝武古道的开辟和丹江航运贯通，商南正处于繁华的蓝於古道与丹江航运这黄金道之连接上。

秦末“楚汉之争”，刘邦采纳张良的计，绕开潼关强兵，十万大军沿商於古道，一路西行，途经商南富水，相继克武关、战牧护关。经蓝关古道直捣关中，奠定大汉的雄风。汉代，从富水汉墓群的发掘，证明已到发展到了“十里长街”的繁华程度。

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就曾设苌和郡，领南商1县。即商南县首次置县，名“南商县”。

隋、唐时代，蓝於古道与丹江航运更是东南各地连接朝廷“贡道”，成为官员南下和学士进京赶考以及商贾流通的主干线。在商南地境设有阳城（富水）、层峰、青云（清油）三大驿站，李白、杜甫、杜牧等不少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不朽诗章。

明末闯王李自成率义军五进五出商南，在富水扎营屯兵，在生龙寨娶妾生子。并在清油河后湾大战李蛮人，与其义结同姓兄弟，收为部将屡建战功。

总之，商南土著先民，造就了古代文明。

二、棚民。

棚民，系指流民。元末至明初，晋、鲁、皖、豫、鄂等荆襄流民，为土地兼并、租税徭役与灾荒所迫而逃往陕、豫、鄂边境地带，集结者逾一百五十万。他们千百为群﹐开垦荒地﹐伐木架棚﹐流徙不定﹐故称棚民。

官府视之为“盗贼渊薮”﹐欲加制裁。《抚荆襄流民记》载：荆、襄、唐、邓至陕南之间，皆长山大谷，绵亘千里。元至正间（1341-1367），“流贼作乱”，终元世，竟不能制。明初，命邓愈以大兵剿除之，空其地，禁止流民不准入山，史称“禁山”。然而，地界鄂、豫、陕三省界间，又多旷土，山谷梗塞，林箐蒙密，中有草木可采掘食。正统二年（1437），岁饥，民徙入不可禁。多达数十万余众，岁丰则火耕水种以避差，岁饥则啸众争夺而为盗，聚既多，无所禀约束。因之，在成化元年（1465），爆发了刘千斤之乱（起义）。首领刘通(号刘千斤)联合石龙(号石和尚)﹑刘长子等﹐在房县大木厂立黄旗聚众起义﹐称汉王﹐国号汉﹐年号德胜﹐攻略襄﹑邓﹐屡败官军。成化元年﹐明廷派工部尚书白圭为提督湖广军务﹑抚宁伯朱永为总兵官﹐会合湖广总兵李震﹑河南巡抚王恕入山进讨。次年闰三月﹐刘通兵败被擒﹐后（次年五月）虽被白圭大军剿灭，然其余党起事从未停息。成化六年刘通余部李原(号李胡子)与小王洪﹑王彪为首的流民第二次起义。李原称太平王﹐攻掠南漳﹑内乡﹑渭南一带﹐流民归附者近百万。成化七年(1471年)，项忠受命为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挫败义军﹐俘李原﹑小王洪等，戍者舟行多疫死，不可胜计。然则，失去生涯之流民，为生计所迫，他们背乡离井，流落在此，继续蜂拥屯聚在鄂、豫、陕边山区，开荒垦耕，艰苦度日。朝廷为防事态扩大﹐派都御史原杰抚治荆襄流民。

十二年（1476）二月，原杰奉旨出巡，遍置诸郡县，深山穷谷，无不亲至。至则宣朝廷德意，问民疾苦。诸父老皆忻然原附版籍为良民。九月，都御史原杰将其迁移、增设府、卫、州、县方案上奏朝廷，诏“悉如所言行之”。于是大会湖广、河南、陕西抚、按、藩、臬之臣，籍流民得十一万三千余户，遣归故土者一万六千余户，其愿留者九万六千余户，许各自占旷土，使流寓土著者参错以居。官为计丁力限给之，令开垦为永业，以供赋役，置郡县统之。于湖广割竹山地，分置竹溪县；割郧、津地，分置郧西县；河南割南阳、汝州、唐县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阳三县；陕西析商县地，为商南、山阳二县，而以商县为商州。十一月，又即郧县城置郧阳府，以统郧、房、竹山、竹溪、郧西、上津六县，且立行都司卫于郧阳，由都御史吴道宏抚治郧阳﹑襄阳﹑荆州﹑南阳﹑西安﹑汉中六府。流民附籍后，垦辟老林﹐从事农作﹐开发药材﹑竹木﹑铁﹑炭等资源﹐三省区逐渐民户稠密﹑商旅不绝。

这是商南置县的原由，也是商南人口源流的一个重要方面。据嘉靖三十一年（1552），商南县教谕新郷朱朝弻初撰《商略·商南县集》“户口”中记载：“成化十三年（1477）：户一千九百八十七户（1987），口一万四千九十三人（14093），民六千五十四（6054），军三十六（36），医三（3），阴阳三（3），僧七（7），道三（3）。

三、 移 民

移民，是指朝廷政策强制性的移民迁徙行为。

历史上，明、清时期，各有两次大的集中性移民运动。现在的商南人，部分为明·洪武年间的“山西大槐树”移民后裔，大部则系清·乾隆年间移民而来的“江南人”和“下湖人”后裔，其中江南人几乎占百分之七十多。

大槐树人

“大槐树人”，是指明·洪武年间，从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局迁移到商南境内定居的人，俗称“山西大槐树人”，也称“北人”。

明太祖朱元璋灭元定都金陵（今南京）之后，虽结束了战乱局面，但因各地连年遭受兵燹和水旱灾害程度不同，中原地带十室九空，人口稀少，山川遍野，满目疮痍，大片土地无人开垦，生产力低下，官府无银粮可征；而山西南部则少受创伤，较为安定，难民大量流入。特别是蒙古贵族对各族人民的残酷压榨剥削，百姓不堪受压，加上干旱、疫病等，不得不向山西流入，造成山西人口猛增。明政府为加速自然资源的开发，发展生产，增加税赋，便采取将稠密区的人向地旷人稀区迁移。遂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在山西省洪洞县广济寺大槐树下设立移民局，大量征集移民，办理迁移手续。同时，号召地方官吏带头移民，并给以种种优待，移民户从各州县集中于大槐树，再迁到各落户点。

当时，被迁入商南境内达20余姓户族，这是商南历史上较早的一次移民。这些移民，多不知道具体原籍，只知“是从大槐树下来的”。他们入境后，跑马圈地，插标记为界，多在与武关交界处的清油河、梁家湾、试马寨、州河(丹江)边和现在的城区等地定居。跑马圈地，垦荒种粮，繁衍生息，后多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像现在清油河及后湾的李氏家族，磨沟、吊庄和清泉田家湾的田氏家族，八龙百家岗杨家，试马寨的左、李两大姓，县城西关余氏家族及东关的王氏家族，白玉的魏氏家族，梁家湾的段氏家族及柳树湾桐树沟张家等大户族姓，皆系“从山西大槐树来的”。明成化年间，“山西大槐树人”相较当时流民而被称作“当地土人”。后来，随着下江人大量移居，为了彰显大槐树人的势力与便于联系，遂由山西人捐资在县城西南隅（现西街城关医院处）修建了“山西会馆”，其馆正殿三间，前殿三间旁有道院、厨房各二间，正殿主神位塑三国时山西解州人关羽像，左塑关平像，右塑周仓像，会馆宏伟高大，为同乡聚会之所。民国期间，在馆内办私塾三堂，后商南女子学校即兴办在此，文革期间被毁。

在山西省洪洞县广济寺中，当年有棵古槐树，树干两搂粗，引人注目。现在古槐枯废，但寺中铜塔尚存，塔前碑亭中矗立着一块大石碑，正面竖刻着“古槐树处”，背面记载着明洪武二年、九年、二十二年以及永乐年间多次移民情况。

江南人

“江南人”，主要指清代乾隆年间，从安徽安庆地区的太湖、潜山、宿松、桐城、怀宁、枞阳、舒城望江等县及六安洲迁来的移民。占居现商南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因祖籍地原本在江南，故自称“江南人”。

明末、清初，由于战争不断，兵燹匪患频繁，再加上灾荒连年与瘟疫流行等原因，境内人口骤减，十室九空，满目荒荑，所种者十之一二。以致形成“官虽设无民可治，地虽广无人可耕”的局面。据罗文思创修《商南县志》中载：乾隆十七年（1752）,全县仅有1500余户，5900余口人。清王朝在巩固了统治地位以后，开始着手恢复社会经济。为避免土地撂荒，保证财政收入，强化统治，巩固政权，顺治专此制定了《垦荒令》，“招来各处流民，不论原籍别籍，编入保甲开垦荒田，给以印信执照永准为业”。康熙为保证垦荒政策的落实，又修订了《垦荒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等优惠政策，并把垦荒的多少和人口的增减作为对州县地方官员年终考绩的一项依据。尤其是，清乾隆年间，江淮、江西、湖广一带连年遭受洪涝灾害亿万生灵流离失所，部分人来到了陕南，被这里的湿润、温和的气候、旷野阔土的丰富资源与优惠的政策所吸引，信息传开，带动了家族、亲友、朋邻，成群结队，前后蜂涌迁徙到陕南，以致商南人口猛增。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人口增长至102299人。

 由于这次较长时间的大规模迁徙，属民间自发行为，故此，《清史》和《安庆地方志》对此都没有具体记载，而民间族谱则记载极为详实。

据族谱记载，八龙庙周近的十几个户姓，皆系清·乾隆年间，先后由江淮安庆地区前来。来得较早的是里边沟和试马土堰蔡家，系乾隆初年由安徽太湖迁来；纸坊沟盛氏家族，系乾隆十二年由桐城泥鳅洼迁来。雷氏家族，系清乾隆十九年（1754），由祖公雷章瑞与妻姚氏携千帧、千邦二子，一担两筐由安徽省桐城县庙台乡迁来，先落脚在东沟，后选地龙王沟口搭棚定居，开荒得宝后，遂买下了蔡家老屋场，至今以历章、千、世、盛、诚、实、振、家、声、德、智十一代。定居后，章瑞公即返桐城老家卖地处置家产，归途中不幸病死于河南内乡。萝卜沟邱家为嘉庆年间由桐城迁来；百家岗和郭家垭吴氏家族与富水贺氏家族本同宗，系乾隆年间从安徽宿松迁陕而来。红庙蒋氏家族，由祖公高选带明晃、明显二子于清乾隆初入境定居，已历如、宗、序、锡、章、周、本、燕、贻、昌十世。试马大坪、毛河、小沟及十里铺章氏家族系乾隆年间由安徽太湖五羊畔迁来之祥八股后裔。石垭子程家，系宋代理学家程颐夫子的后裔，于乾隆九年（1477），由祖公程隆锺自安徽潜山县北乡和平新义村迁来定居的。赵川的赵氏家族，于乾隆年间由瓦西坝迁到滔河流域垦荒种地，赵家川以此而得名；索峪河罗氏凸（BāO音堡）罗氏家族，即先祖长孟公、长乐公奉母于乾隆十九年由安徽太湖县迁来索峪河定居的，已历长、作、邦、家、辅、英、才、庆、笃、生十代；黑漆河方氏、江氏与刘氏家族、汪家店曹氏家族等50余姓户族，皆由安徽安庆地区迁入。其中，最早，最多的是从太湖迁来的人。故此，商南有“小太湖”之称的说法。“江南太湖”就成为安庆地区移民的代名词了。这里的“太湖”原本指的是安徽安庆地区的太湖县，后多被人们误为江苏与浙江接壤处的太湖湖泊了，也导致多人去太湖寻祖而不见。

移民入境后，由于当时宽阔的河流地区，多沼泽地，且古树盘根错节，难于开发，便多选择易耕垦，见收快的浅山区搭棚定居。而后来者则多在川道居住。如石槽沟柯家，初来时落脚在试马与毛河交界处的烂泥湖，由于难以开发，又寻找到石槽沟定居，将烂泥湖让给了后来的宋家。窑沟陈家于乾隆初年由潜山迁陕，先落脚在富水，嫌难以开发，遂选地于十里铺窑沟定居；而将宽阔的富水让给了后来的贺家。王家楼路家在老家系陈家女婿，于乾隆二十四（1759）年，由路家约来陕南，开始居住在陈家占居的窑沟，后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才另辟居王家楼。

 “江南人”的来历。

安徽安庆地区，本属江淮地带，地处长江北部。然而，来自这里的移民，皆自称为“江南人”。追溯起源，从族谱得知：原来，其祖籍地本多在江南的江西鄱阳湖畔，于明代初，由江南移居江北安庆地带。

据族谱记载，耀岭河叶氏家族，宋元时期，祖籍地在江南鄱阳湖畔吴城，时为“振江左之叶遮天”。元末战乱期间一股迁至江北安徽潜山县，亦成为当地的大姓族氏。乾隆三十一年（1766），仅迁陕就达数十股，其中叶代发与刘氏夫妇，一担两筐由潜山迁至商南境内之耀岭河草洼定住，繁衍发展至赵川店坊河等地，成为今之名门望族。

周公旦第三子伯龄赐姓蒋，伯龄第93世孙发昱、万浩，于元末明初战乱年代从江西省东北部弋阳迁徙潜山定居、繁衍至十七代孙，高选于清乾隆初带子明晃、明显入境，定居于红庙，历如、宗、序、锡、章、周、本、燕、贻、昌十世。

乾隆初年由自潜山迁陕的东沟陈氏家族，祖籍地原本在江南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车桥镇义门村。

乾隆年间由潜山县迁陕的十里铺何家，祖籍地原本也在江南，至今沿用老家其楹联未改。其堂联是：“祖武箕裘，家声麟凤；皇猷黼黻，国器圭璋。”门联为：“野气多春，门外清池云外鸟；居家有道，窗前绿水案前书。”墙联系“户纳三江水，池开五色莲”。

经考：“瓦西坝”，本为“瓦屑坝”。是鄱阳湖畔的一个古老渡口，系明初移民的集散中心。渡口有一株大樟树，故，素有“南樟北槐”之说。是说“鄱阳瓦屑坝”与“山西大槐树”，同为明初朝廷钦定的两个南北移民地点。所不同的是，山西大槐树为北民南移聚集地，而“鄱阳瓦西坝”则为南民北移集散地，当时没有涉及到商南罢了。

清康熙年间官居大学士的张英，是桐城人。他说:“吾桐(城)与潜(山)同郡而接壤，相距百里许。余之先自鄱阳瓦屑坝徙于桐，始祖为贵四公。潜亦同时同地并来鄱阳，始祖为贵七公，徙居于潜之青山焉。”(康熙《潜山县志》卷十四)清初宿松人朱书也说：“吾安庆，..神明之奥区，人物之渊薮也。然元以后至今，皖人非古皖人也，强半徙自江西，其徙自他省会者错焉，土著才十一二耳。”(《杜溪文集》卷三)。有人统计了桐城县的63种族谱，其中有20%的家族的始祖来自江西鄱阳瓦屑坝，其余也大多是在元末明初由江西迁来。宿松县的情况也是如此。民国《宿松县志》记载了该县尚有213族，其中182族是明中期以前迁入的。在元末明初迁入的143族中，迁自江西的有116族，占83%；其中有38族明确记载来自瓦屑坝。鄱阳瓦屑坝，已是安庆地区移民后裔一致认同的根。——这就是来自安庆地区移民自称“江南人”的缘由。

下湖人

“下湖人”，系指于清代由湖北、湖南与江西等地迁陕来商南定居部分移民。明清时的湖广，系今之湖南湖北地区。人称“下湖人”。下湖移民与江南移民，其时间与原因是相同一致的，且有一定的联系。

安庆地区，处于安徽南部，其南面与江西、湖北接壤，安庆人都来自江南，其间素有亲友连带关系与商贾来往联系，故而部分江西、湖北居民，系受江南移民影响而前后移居来此。据家谱记载：来自江西的清油何家湾何氏大家族，即由安庆地区族人相约迁陕而来。

清初，康熙、雍正年间，湖北遭受洪涝灾害达14次之多，范围达93州县，七八百里漫成大湖，舟航树杪，鱼游釜中，田庐漂荡，亿万生灵流离转徙，故有迁陕来商。也有少数系“湖广填四川”移民，他们不愿去四川而多避居鄂西北，然后辗转到了商南境内的。入境后多集中居住在过凤楼和南山一带。

  如：小栗园石家，原籍湖北兴国岩头堡。系其先祖石宗昌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随逃荒难民来陕定住商南小栗园，后发展成商南的名门大族。阮氏湾阮氏家族，系于清乾隆年间，由湖北武昌兴国州吉口石梁湾（现湖北咸宁市通山县黄沙铺镇）迁徙移居现址。同来的还有索峪河朱家、胡家等户族之间都有亲戚连带关系。湖北兴国州滑石口潭氏家族之一支，于清康熙四年（1665），由湖北老家辗转流徙，后入境定居赵川、湘河文化坪等地。

零星入境定居者

除上述几次大规模移民外，平时，也有一些做生意人、官宦眷属及逃荒避难零星入境定居的。由于商南地处三省八县交界，河南、湖北、四川一些工匠手艺人与商贾往来频繁，不乏在境内定居者；逃荒避难来境内定居者也不少；还有一些官宦眷属在境内落户定居的。例青山文氏家族，系青山守备文辉祥后裔，于清·光绪五年（1879），由原籍江西萍水县迁居青山。索峪河李氏家族系淅川知县李诺绳的后裔。李诺绳原名李书浓，原籍是江西武昌进贤人，中举后调任河南淅川知县，娶妻为商南石门陈氏女。在任清廉，颇有政绩，人称李青天，死于封加六品，葬于该县公墓地（1958年始建丹江口水库，迁其墓时，棺中仅一万民伞与一杆长烟袋而已）。后其妻携子回商南，初始定居沐河寺，后散移索峪河、党马等地已历科、甲、扬、名、远，培、始、祖八代。

综上所述，不难从商南历史上变迁中，看到其人口系由土著人、流民和移民构成多样人口源流格局。移民占居99.﹪以上。现今大凡问及商南人祖籍地时，回答无外乎“大槐树人”、“江南人”和“下湖人”三种，很难寻找到明代以前，在本地居住的“当地人”了。

移民迁徙商境，加速了商南大地的开发，给商南社会、经济、人口都带来巨大变化。不仅使境内人口数量增加，而且带来了南方的水稻等物种以及手工艺、冶炼、染织、槽纸等技术。同时，随着丹江航运的开发与南北物资交流与经济繁荣，还带来了江南文化、艺术和习俗，使商南兼具南、北方文化和习俗特征，从而形成了南北交融,东西荟萃地方特色。这一历史文化沉淀，直到今天仍反映在商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关于《迁海令》

值得提起的是，清代历史上，这次经历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移民运动，是在“垦荒令”政策想鼓励下，再加上连年旱涝灾荒逼迫等因素下，移民主动自发性迁徙行为。而商南县志和一些有关资料称：“清政府为了强化统治，巩固政权，实行南民北移。于顺治十八年（1661），发布了‘迁海令’，从这年九月起，清廷就派出钦差大臣到东南沿海及长江中下游诸省监督，强制居民迁入内地，执行最严的限期三天，逾期不迁者，强行驱赶，界外房屋全部焚毁，弃为灌莽；有敢出界者格杀勿论，迁民中部分移民铤而走险，偷渡到南洋，大批迁入内地。其中不少人来到本县居住。”史称“湖广填陕西”。《商洛人口源流》等文亦有此记载，然而这是讹谬之说，是有悖历史的。

实际上，《迁海令》是清朝当局为镇压东南沿海以郑成功为首的抗清力量而颁布的法令。顺治十八年(1661)颁布，康熙二十二年(1683)终止。当时，郑成功一部在东南沿海一带继续抗击清军。为了最后消灭抗清力量，清廷发布迁海令，北起北直(河北)、中经山东、江南(江苏)、浙江，南至福建、广东省沿海居民均属迁海范围。清廷强令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分别内迁30～50里，商船民船一律不准入海。其中广东地区曾连续内迁3次。清廷派满大臣四人分赴各省监督执行，违者施以严刑。四省中尤以闽省为最严。沿海的船只和界外的房屋什物全部烧毁，城堡全数拆除，越界者不论远近立斩不赦。凡迁界之地，房屋、土地全部焚毁或废弃，重新划界围拦，不准沿海居民出海。迁界之民丢弃祖辈经营的土地房产，离乡背井，仓促奔逃，野处露栖，“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迁海令的实行，使农业、渔业、手工业及海外贸易都遭受很大的摧残。人民生计断绝，流离失所，其间曾不断发生激烈的反迁海斗争。迁海令的施行，不仅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恶果，而且，由于沿海空虚，海盗乘机活动，造成沿海社会治安更不得安宁。一直到台湾最后被清军攻陷，康熙二十二年才废除“迁海”令，前后延续23年之久的迁海苛政亦告结束。迁海令是极其反动的措施，自宋明以来，中国沿海地区的航海贸易相当发达，极大地推动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科技文化进步。而清朝野蛮的迁海令却使得数百年来的航海成就毁于一旦，沿海地区千里无鸡鸣，航海贸易一落千丈，迟迟都不能恢复。这一后果直接导致了近代以来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国航海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最终让西方的军舰横行于中国海上。

《迁海令》颁布于顺治十八年(1661)，康熙二十二年(1683)终止。而此期间，并无南民北移来商南者。商南来自江淮、湖广移民则集中在乾隆中期，其与迁海令风牛马不相及。况且，历史上只有“湖广填四川”，而从无“湖广填陕西”之说，实属文人杜撰，牵强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