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形态中，仕与隐、出与处总是横亘在历代士人面前不可回避的问题。官本位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那种“学而优则仕”的判断价值一经孔子总结出来就成为千古不变的金科玉律，它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大部分士人于是选择出仕。当然其中也有人不屑功名，视利禄如粪土，归隐山林，如尧舜时候的高士许由，孔子的学生颜回等人，他们颖河洗耳或高卧陋巷。但无论是出仕还是隐逸，士人们表现出来的都不仅仅是追求功名、希冀实现自己理想和人生价值的欲望，而是更深层的一种对精神世界的追求。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政局混乱，所以隐逸之风大盛，但是朝中的官总是要有人做的，无论是出于强迫还是自愿。所以朝中为官者也颇有人在。当时在朝为官的人当中，选择朝隐的人颇多。所谓“小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朝隐似乎比隐于市更有分量。阮籍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是当时最有名又最典型的朝隐人物。作为当时的名士，又是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遭遇和处世态度有自己的特殊性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文人的特点。他在出与处的选择中始终被一种自己的精神世界的追求所指引，同时又被这种精神追求与现实世界的差距折磨得痛苦不堪。精神作为人的生活中一种不可缺少的维度，起着对生活的本质的影响作用。这种精神的影响在阮籍身上表现在许多方面。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于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魏晋南北朝本是历史上典型的乱世，到曹魏后期，政局更加混乱，社会动荡不安，文人的命运与建安时期有很大差别。阮籍在此种情况下，本来的拯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也就淡薄了。但是他名气太大了，于是成为曹魏和司马氏政权都极力网罗的对象。对于这两个政权，在感情上，阮籍是偏向曹魏政权的。但是曹魏政权的衰落却让他感到悲伤和失望，他并不想成为曹魏政权的殉葬品，所以他不可能也没有依附于曹魏政权，同时他又不满司马氏的阴谋弄权。他的《咏怀诗》集中表现了他对当时混乱政局的畏惧厌恶和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这些诗弥漫着恐惧感伤的情调。阮籍虽然有隐逸之志，但是在现实中却不能实现。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他无路可走，只好选择出仕。在司马昭掌权之时，他主动求官，司马昭喜出望外，任命他为东平相。后来他又违心地给司马昭写劝进书。这是阮籍最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后来还是得写，写出来还要让司马氏满意称道，被迫做这种违心的事情的时候，他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了。可是尽管他心里痛苦万分，在表面上却要强颜欢笑！

这种精神与现实的冲突的现象，在许多人身上都得到显现。屈原是这种痛苦的精神追求者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了，许多士人和他一样对现实不满，对精神世界的缺失忧愤不已。拉美文学家加西亚的《百年孤独》中奥雷连诺上校要枪毙蒙卡达将军时，蒙卡达说：“我痛心的不是你要枪毙我，因为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这是自然的归宿。使我痛心的是，你那么憎恨军阀，不断地和他们战斗，经常咒骂他们，但是到头来，你却成了和他们一样的人，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卑劣的理想了！”蒙卡达一语道破奥雷连诺上校的精神追求和最后的实际行动的落差，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奥雷连诺可以冷酷麻木无视自己的良心和来自精神世界的谴责，但是阮籍作为一个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心生活的人，却无法忽略这种失落。因为如周国平说的：“人在世上生活，必须维持肉体的生活，也必须同他人交往，于是有肉体生活和社会生活……在此之外，人还有内在的精神性的需要，其实质是对生命意义的寻求。这种需求未得到满足，人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盲目的存在，并因此而感到不安。”这种不安会为程度的不同而不同，它很可能变为一种愤世嫉俗或者忧愤痛苦，更有甚者，会有人用生命来奠祭这种精神的不满——他们丢失的或者根本没有实现的精神追求，那是一种寻求自己的来源和归宿而不可得，感到自己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没有根据的偶然性的痛苦。我们无法用精神寄托之外的因素来解释王国维的自杀，和余秋雨说的一样，那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极端的精神感悟。

阮籍在朝为官，在当时不愧为朝隐中的大隐。但是，朝隐的同时，他也接受了司马昭委任的东平相，大将军从事中郎、步兵校尉等官职。他在朝中任职，仍然需要小心谨慎。“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他的精神人格与理想人格、批评人格被残酷专制的强权割裂了，这使他陷入了不可解脱的矛盾和痛苦当中。他的精神生活追求首先是拯世济民，但是政局动乱，社会动荡，“夫时方颠沛，则显不如隐，万物思治，则莫不如语”。于是他放弃了原来拯世济民的理想，这一重的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对于他来说这已经是寂寞和失落，而当隐居江湖的理想又被扼杀之后，那种高傲自许的人生追求被恶俗的现实完全击碎。他行为乖僻，**形骸，都是对现实的变态的消极的反抗，这种反抗似乎并没有减少他的痛苦和不满，反而使他对精神世界的失落感更加深刻，对现实世界更加失望。这种痛苦一直伴随他到生命的最后。在嵇康死后两年，阮籍也郁郁而终了。

我们可以假定，如果阮籍是一个庸俗如王戎的人，如果他的内心思考不那么深刻丰富，那么这些怅惘失落也就不存在了。法国画家米勒的《晚钟》描绘了这样一幅感伤的画面：夕阳西下，远处教堂的钟声敲响了，一对农民结束了一天的劳动，随着远处的钟声作祈祷。酱紫昏黄的天空给大地染上同样深沉伤感的颜色，这种光与影的交替中，土地上的人卑微得如蚂蚁。看着他们无知的虔诚和逆来顺受的姿态，我们难以想象作为一种最尊贵的生命竟然可以如此卑微和渺小。敏感的看官无限感伤，但是作为画中人却不自知而平静。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我们是做感伤的看官还是平静的画中人，是像一只快乐小猪一样生活还是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呢？我们如何做抉择？

阮籍或者是不自觉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做了一个“痛苦的哲学家”的。中国文化本身有一种思辩的哲学在其中，它给中国历代文人深远的影响。文人被这种精神的而非世俗的影响所感化，在他们笃诚的信念和理想的支配下，进行各种他们称之为生活的事情：考科举、聚会、出仕、求仙、饮酒……大部分文人会在这种对精神生活的失望中死去。阮籍在他们当中只是代表他所在时代的特质的一个而已。

但是，阮籍的精神与理想的幻灭，却主观或客观地成就了他和他的文学，也给那个时代留下了许多东西。他那种看似**形骸、放达任诞的行为给那个时代的个性解放树立一个精神高标，他在沉醉醉乡的同时，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写出许多传世的文章。他的咏怀诗和他其他的大量优秀作品给正始文学添上了极其重要的一段！朝隐者阮籍，他的精神生活把他超拔于经验世界的有限性和暂时性，从而接触到了生命永恒的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