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葵是两个“明招文化”的“焊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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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3月19日　09:30:53  武义新闻网

□叶一苇        原武义（不含宣平）的文化渊源，一是“东晋隐逸明招文化”，即阮孚隐居明招山而形成的；二是南宋“浙东史学明招文化”，即吕祖谦在明招山课试讲学而形成的。两种文化对武义都有深远的影响。时代的发展，到了南宋，阮孚的后代阮葵可说是两种“明招文化”的“焊接点”。        一、阮葵的身世        自从阮孚于东晋咸和二年（327年）隐居明招山，当时已有阮瑶及其夫人刘伶之女继又有阮侯隐居于白阳山，阮孚又带有眷族30多人同隐于明招山。到了唐天授二年（691年）武义建县，阮氏家族经历了360多年，已成为武义八大姓氏之一，①而阮孚被称为武义阮氏的始祖代表，可见阮氏对武义有着很大的影响。        阮葵（1142—1219）是阮孚的后裔，家住在清溪，死后葬在东皋石佛山。他的曾祖叫阮良，任杭州助教；祖父阮端彦，任承信郎；父亲阮鸿，任修武郎，监行在丰储仓，都是一些小官，因而在家乡累置有良田数顷（百亩为一顷）。阮葵幼时，天资颖敏，勤于读书。长大后曾参加科举考试，未中举。后来父亲去世，读到陶渊明“富贵非吾愿”之句，就厌科举，决然在家做隐士，刻意读书。他读书不重视书中章句、词藻，常摘录一些名言警句贴在墙壁，身体力行，特别倾心于儒家的“利义之辨”。他说：我所说的“利”不是一般人所说的私利。他住的是农村，这里的老百姓都靠种庄稼维持最低的生活。可水利年久失修，遇到涝旱常成灾害。他就出资并发动群众兴修水坝，整理田埂，疏通水渠，于是生产得到保障。村上农民有的急需用钱，向他告借，他总是答应；有的人实在贫困，不能还钱，他不去索取或免去归还。他家的树木常常被人砍伐，繁茂的树木渐渐稀疏，他看到也不去禁止，体谅别人柴火困难。村上的道路、桥梁破损了，他就出资雇工修复。他懂得一些中医知识，家藏些常用药，村里人都喜欢请他看病，他施药不收钱；有的病较为疑难的，他就再查阅医书，有的药较贵，他查书研究用另药代替。乡人有的多年不生育，他赠药服后有的也起效果，因此他的家颇像一家乡村的义务诊所。村里的人有的与人发生口角争吵起来，劝解无效，因他在乡里有威望，又能耐心地讲道理，使人心诚悦服，时常请他去调解，双方和好如初。他常常劝人“要积善，不要以小善而不为”。当地的农民受他的影响，也用他的话来劝告别人，因此整个乡人与人的气氛都很和谐。他自己有儿子五人，加上叔伯的家小都合住一起，生活由他负担，庞然是一个大家庭，和睦相处，颇有天伦之乐。他家虽拥有大量土地，但乐于好施，开支也很大，到后来常常入不敷出，家境也渐渐衰落。他自己也时常参加劳动，把宅边的空地都种上桑树、养蚕。晚年，他开辟建成了一个花圃，种植花木奇树，每天凭栏穿径，观赏吟诗以自娱。他善于养生之道，头上的秃发竟复生而变黑，“仪观丰硕，襟度坦爽”，村上的人都称赞他“行善之人，享有福气”！②        二、阮葵是两个“明招文化”的“焊接点”        阮葵是隐士，隐于家；他的武义始祖阮孚是隐士，以放弃朝廷官职而隐于明招山。他们都归终于隐，这是一脉相承的，但他们归隐的动机是不同的：阮葵是感悟于陶渊明的“富贵非吾愿”的思想而去做隐士，阮孚是不满于东晋皇朝内部的夺权争利，不愿与朝廷合作而放弃官职的逃隐。他们归隐的生活方式不同：阮葵是“陶渊明式”的，自己在田园中从事劳动，读书、吟诗，不愿走做官之路，也不隐姓埋名；而阮孚却是隐姓埋名，放性饮酒，穿着木屐游山玩水，放浪于形骸之外，遗世而独立，他的思想体系是与“魏晋之风”“竹林七贤”一脉相承的，再远溯去是道家的“无为”思想。而阮葵虽然是不愿“士优而仕”仍带有道家思想，他却热衷于儒家的“义利之辨”，而又独有自己的见解：“世人之所谓利者，非吾所利也。”③他虽名为“隐士”，却是儒家的思想。这是阮葵对于“隐士”内涵的重大历史改变。在他的一生中，身体力行完全与农村的田里人融合一起，倾心于公益事业，扶贫济困，乐于好施，这种“爱心”，博得人民的好评，誉为“积善人家”，如果以今天的称誉来评他称为“社区的先进工作者”已不为愧。他这种“慈善”的行为，为武义民间慈善事业开风气之先，代代不绝。笔者在青少年时，民国时代武义民间有“同善堂”组织，街路边建有“敬惜字纸”的烧字纸库，有专人在路上捡拾有文字的纸片放到纸库去焚烧，认为祖先创造文字是不容易的，后人应该敬重爱惜。他善于养生，晚年斑发返黑，老而复童，可惜没有记录下他的经验，否则就可以给我们今天构建“养生武义”之举，提供宝贵资料。由此也可体会到：我们现在提出构建“养生武义”的宏伟目标是有历史文化渊源的。养生之道，除了地理生态环境、生活起居饮食等的条件外，还有精神文明的提升，文化建设的条件是至关重要的。        阮葵与吕祖谦是同时代人，他的年龄比吕祖谦小5岁，但寿长于吕38年。吕祖谦在明招山讲学的情况，阮葵应有所知，可能因为隐居的原故，两人尚未接触。但阮葵的大儿子阮泰发却拜吕祖俭（吕祖谦弟）为师，是属于浙东史学明招文化的，据记载：“泰发深于古文学，世人所不能通者多能通，盖师事子约（即吕祖俭）源流有自，士友咸曰：‘阮氏之昌殆未艾也’。”④阮氏家族从东晋的隐士家族，历800多年到了南宋转化为儒学，阮葵是“东晋隐逸明招文化”与南宋“浙东史学明招文化”这两个文化的“焊接点”。这时，在南宋阮氏子弟之中，阮炜是宝庆二年进士，阮洵、阮修都是乡贡进士，阮让是福州古田教授，阮敬是青州武平知县，阮励是延平顺昌知县；明代，阮时言是挂印总兵（后迁居宁波），他们都走向做官的道路。这些虽是不完全的记载，但反映了时代的变化，文化的发展。
注：（1）《阮氏宗谱序》（2）何德润《武川备考》卷九《艺文考·墓誌铭》28页（3）何德润《武川备考》卷九《艺文考·墓誌铭》28页（4）何德润《武川备考》卷九《艺文考·墓誌铭》28页

阮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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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阮俞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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