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聊魏晋名士“见”与“隐”

2010年08月27日　09:42:36  武义新闻网 

        □陈南山

        自从叶老一苇先生著写《寻找明招文化》和在《今日武义》报上发表“文化养生”的系列文章后，魏晋名士顿成全县人们议论的话题。 

　　魏晋名士泛指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东晋中兴名土———兖州八伯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魏晋历史名流。这些古人个个满腹经纶，才学横溢，胸怀济世之志。可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造成他们的政治态度和处世之道以及人生境遇的殊异。孔子有句名言:“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自后汉至东晋灭亡，近200年的历史长河中，魏晋名士就是围绕“见”和“隐”这二个字演绎了一幕幕悲壮激烈、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引发我们后人无限敬佩和思考。 

　　建安七子是“见”的代表。东汉末年，群雄四起，地方割据，兵祸连年，民不聊生。历史上的曹操虽然身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罪名，然而他却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雄才大略和以治乱安民平天下为已任的英雄人物。是他给东汉末年的建安时代出现过一个“乱而将治”的政治局面和以许昌为中心于民休养生息的环境。更兼曹操爱才善用，所以当时天下名士争附。建安七子就是曹操庞大人才库中以文才出类拨萃除曹氏父子以外的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七位大文豪。其中除孔融因与曹操政见严重分歧被杀外，其余六家皆视曹操为知已，尽情发挥了他们的智慧才华。 

　　阮瑀，少时被视为奇才，文章出色，并有音乐天赋，建安初避役隐居，曹操闻其名，召为司空军事，入记室，为曹氏书写章表。后授丞相位属。 

　　陈琳，先事袁绍，写有《为袁绍檄豫州书》，历数曹操及曹氏父祖罪状。官渡之战，陈琳被俘，曹操爱其才不但不咎，而且还授以司空祭酒(军事参谋)，入记室。又授丞相门下督(行使丞相职能) 

　　王粲，博学多识，先事刘表，因貌不扬，未被重用。后劝刘琮(刘表子)举城降曹，被曹操授于丞相位，赐官内侯。 

　　徐干，少年勤学，潜心典籍，不随俗流。曹操召授司空祭酒，和五官将文学。 

　　刘桢，五岁能诗，称神童。因避兵祸，在许昌与曹植结识。日夜与之解文作赋，深得曹操喜爱，19岁授丞相位属，以诗歌见长，与曹植并称为:“曹刘”，有“五言冠冕，文章之圣”的美称。 

　　应瑒，擅长作赋。被曹操征辟后，授将军府五官将文学，平原候庶子。 

　　上述建安七子，其中六人，人人皆居高官，治政精明干练，在文学上留下很多惊世之作。而且还纵马横刀，随军征战。，在曹植的《白马赋》中写道:“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就是这批名士风流飘逸、意气风发随军征战的真实写照。所以后人又誉称他们为“白马诗人”。应该说“建安七子”是时代的幸运者。 

　　正始名士却成时代的牺牲品。他们都是曹魏皇朝正始年间曹爽的重臣。，以何晏、王弼、夏候玄为代表。他们身处高位，却篾视权贵。以谈玄、养生，开创了玄学新的哲学派别，个个都是我中华民族历史星空中耀眼的明星。此时曹爽与司马懿争权，正始名士，大多站立曹爽一边，亦有中间派。司马父子发动典午政变，大开杀戒，曹爽被杀，正始名士中除王弼英年早逝，其余的如何晏、桓范、丁谥、李胜、蒋济等均被残酷镇压。被杀士人多达3000人。其中狐令愚已病死，司马父子竟破开棺木，曝尸街头足足晒了三天太阳，方始解恨，可见司马父子之残。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复开杀戒，又杀了夏侯玄、李丰父子等正始名士中的中间派。正始名士除钟会投靠依附司马门下外，其除全死于非命。正始名士就这样在屠刀下退出了历史舞台。 

　　司马师死后，相继司马昭、司马炎仍然没有停止他们的杀戳，先先后后又把张华、潘岳、郭璞、刘琨、谢灵运、范晔等这批一流的诗人、作家、哲学家一个个行刑洛阳街头，天下士人无不为之心寒。当时一些正直之士不甘心为这样腐臭政权效力，从此开创了“魏晋隐逸之风”，实现孔子说的“邦无道则隐”。 

　　竹林七贤就是“隐”的代表。竹林七贤，指的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等七位历史名人。他们原来也不甘寂寞，个个胸怀大志，慷慨磊落，以天下为己任。他们不但关心政治，而且还醉心儒家经典，热切希望建功立业，充分发挥自已的才华。但面对司马政权毫无理性的杀戳，从而完全失去对司马政权的信心。他们七人为友，隐居山林，饮酒徉狂，泄发对现实的不满。俗语说:惹不起，躲得起。 

　　嵇康是七贤之首，原官至中散大夫(掌论议政事)，是魏晋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是玄学的代表人物。他的遗世之作有:《嵇氏四弄》，《声无哀乐论》，《琴赋》，《养生论》，《与山涛绝交书》等。嵇康隐居山林后，设锻铁炉于柳树下，向秀鼓风，嵇康挥锤，当起打铁匠来。谁知司马昭并没有放过他。借嵇康为朋友兄弟调停争执之机，把嵇康收捕入狱，判处死刑。时3000太学生上书请求赦免，司马昭不允。临刑，嵇康不改神色，抚琴《广陵散》一曲，曲终从容受戳。惹不起，躲也躲不起。为了苟全生命，向秀他们不得不服从征辟，但又不愿做违心事，晋书载:“向秀在朝不任职，容足而已。”阮籍官至关内侯，因不满司马政权，终日饮酒，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求婚于籍，阮籍长醉六十日不醒，司马昭只得作罢。阮咸，官至散骑侍郎，不愿为司马政权效劳，终日蓬发酒醉，甚至与猪同饮。刘伶，官至建威参军，不愿与司马政权合作，蓬发裸体，携酒外出，命仆人背着锄头随后，嘱醉死便葬。竹林七贤面对司马政权不道，又不愿做违心事，最后选择消极对抗，把自已的济世雄心消磨殆尽。 

　　兖州八伯，史称东晋中兴名士。指的是:郗鉴、胡毋辅之、阮孚、卞壶、阮放、蔡谟、羊曼、刘绥等八位东晋开国元勋。西晋永嘉之乱，匈奴相继攻陷洛阳、长安，掳走怀帝、愍帝。北方领土尽被五胡侵占，西晋遂告灭亡。时皇太子司马睿授安东大将军，兵镇建邺城(今南京)。在种族矛盾下，以兖州八伯为代表的一批北方士族寄重望于皇太子司马睿中兴晋室，收复故土，为之纷纷投奔他的麾下。建兴三年(公元316年)，司马睿在王导，王敦堂兄弟拥载和兖州八伯们匡扶下登位，号元帝，东晋开国，定年号为建武。 

　　兖州八伯作为东晋的开国元勋，是他们倾心为晋室中兴，收复北方领土而“见”。然而东晋开国以后，元帝不求进取，很快卷起朝廷权力之争，内乱不息，出现一个士族专兵、皇权不振的政治局面。眼看中兴无望，北伐已成泡影，从而冷却了八伯们的一腔热血。引发了他们寄情山水，蓬发醉酒，裸体徉狂这种激烈又消极的方式来控诉东晋皇朝苟安江南，不图恢复版图的怯懦和发泄他们国破家亡、飘零五湖的悲愤。南宋贤相周必大，有诗云:“油幕多风流，倏然晋八伯。淋漓传翰墨，鏦击间金石。”是说晋八伯的人品雅量像金石一样掷地有声。 

　　近来武义人们所关心的是，东晋中兴名士晋八伯之一的阮孚，到底是何许人也? 

　　《晋书》列传四十九卷第十九:有阮孚传。篇幅长近700言。传载;阮孚为阮咸长子，是阮咸娶姑母家胡婢所生，姑母以“胡人遥集于上楹”句，取字为遥集。 

　　阮孚初为太傅府征辟，迁骑兵属。永嘉之乱，投太子司马睿安东大将军麾下为安东参军，是司马睿贴身最为信任的近臣。东晋开国，封丞相从事中郎(皇帝身边直接受差使的近臣)。时匈奴石勒南侵，元帝派次子琅邪王司马裒率精兵三万水陆四路增援祖逖。但当年司马裒尚是少年，元帝要选一个自已最胜任和最得力的人去辅佐司马裒，他选中了阮孚，授阮孚为长史(统帅全军)。临行，元帝嘱阮孚说:“卿既统军府，郊垒多事，宜节饮也”。阮孚答:“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军旅之重，臣当勉从事，不敢有言者。窃以今王莅镇，威风赫然，皇泽遐被，贼寇敛迹，氛昆既澄，日月自朗，臣亦可爵火不息，应端拱啸咏，以乐当年耳。”以上阮孚对答，有着三层意义。其一，是感谢元帝对他器重和信任。其二，是对元帝效忠表态。其三，是用调侃的语言批评元帝苟安江南，沉恋酒色，不求进取(因元帝也嗜酒)。表达了阮孚谦虚、忠诚、坦率的性格。这一战石勒被击败，黄河以南的失地被收复，石勒再不敢南侵。(后因司马裒染病还师京都病死，是年仅18岁)。元帝尤加信任阮孚，授孚为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参预政要，传达皇帝政令和诏书)。后因阮孚用“金貂(皇上近臣的冠饰，即官帽子)换酒”，被政纪部门弹劾，元帝爱其才再次宽恕了他，授太子中庶子(掌握禁事)，左卫率(掌管羽林宫兵)，领屯骑校尉(领军将军)。(注:金貂换酒以阮孚篾视权位旷达傲世而流芳后世)仍然放在重臣位上。 

　　王敦将叛，元帝先想笼络王敦，又派阮孚设牛酒犒劳，王敦称病不赴。 

　　元帝逝，明帝立，王敦乘虚而叛。阮孚随明帝平叛有功。明帝封他为南安县侯(注:古封侯分郡侯、县侯、列侯三个等级)，转吏部尚书，领东海王师。阮孚面对封侯加爵，授地进禄，明帝给以如此丰厚的奖赏而不屑一顾，全部谢绝。尚书令郗鉴要以孚非礼罪惩治，明帝不允，说:“就用之诚不快，不尔便废才。”意思说你不要因他这一点不诚心，你就把好人才废了。明帝在位仅三年，暴病。温峤约阮孚登车，参与受顾命之托。历代顾命大臣皆视之为非常荣耀和体面的事，然而阮孚却车到宫门，以尿急下车，潜回家中。与之相反的庾亮可为争夺顾命权破门而入，受到南倾王司马宗呵斥，但庾亮毕竟是个皇舅。成帝登位，年仅5岁，庾太后临政，政出舅族庾亮。庾亮为人刚腹自用，心胸狭窄，苛刻任法，颇失人心。是他一手制造了咸和初年的“顾命权力之争”。顾命大臣七人中以南倾王司马宗年龄最大(时七十四岁)，又是宗室，而且为人守法不阿，深得众望。咸和二年，庾亮为了巩固自已的权威，又解曾被呵斥之愤，竟捏造司马宗反叛，将司马宗处死。六岁的成帝忽觉顾命大臣中少掉了一位慈祥的长者，就问阿舅，庾亮答因反叛杀了。成帝不信他会反叛，哭着说:“言舅作贼，当复何云”。怒目盯着庾亮。此言竟出六岁的小皇帝，庾滥杀无辜，满朝震惊，其中莫过于阮孚的感受了。 

　　围绕顾命之争没有以司马宗被杀而告终，手握重兵的苏峻、祖约、陶侃因未能参与顾命而对庾亮颇有怨恨，而庾亮也加深了对他们的猜忌，竟不听王导的多次劝告，整日盘算着收拾他们。阮孚此时官任丹阳尹(京都最高行政长官)，自忖在元帝、明帝时几受弹劾，几受赦免，现在皇上年幼，自己又不是也不应成为庾亮圈中人，如果再有人算计。岂不重蹈司马宗的复辙吗?阮孚对庾亮排除异已蓄谋剪除苏峻等人的做法不满，预知势将迫使苏峻等人作乱。深感朝廷已非他久恋之所，遂向庾太后请求调出京城。谁知恰中庾亮下怀，因为阮孚早入他的外逐的黑名单。趁广州刺使新卒，调阮孚为交、广、宁三州都督、镇南将军、领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赴任途中闻苏峻、祖约乱，趁机脱身，逸隐武义明招山中。俗语说得好:金不足赤，人无完人。《晋书》对阮孚蓬发饮酒记述详细，但对他的历史业绩依旧铭载淋漓尽致。无独有偶，越十年，王导曾孙王羲之因不满朝政昏庸，逸居山林。过后，陶侃曾孙陶渊明也不满朝政腐败，归隐田园。阮遥集爱屐、王羲之爱鹅、陶渊明爱菊以隐逸名流的隹话流芳百世。宋代有位大学士苏轼在《宝绘堂记》中写道:“君子寓意于物，嵇康之达，而好锻炼;阮孚之放也，而好腊屐，此岂有声臭味也?而乐之终身不厌。”说的是阮孚爱屐，是君子寓意之所好也。 

　　历史对阮孚的评价很高，晋史《世说新语》版，说阮孚:“越名教而任自然，不为物外所累。”表彰了阮孚超脱世俗的气概。晋史《晋书》版，作者房玄龄评价阮孚说:“风韵疏诞，少有门风。玄韵淡泊，逸气虚词。”说的是阮孚风度飘逸，少时就继承阮氏家族门风，像竹林七贤父祖一样，宁心致远，淡泊人生。阮孚以这样的高风亮节，“见”亦光明;“隐”也磊落，而名垂青史。这就是颐年寿星叶一苇先生所说明招文化之一的“逸隐文化”深蕴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