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阮姓概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陈留郡阮氏为主流的阮姓人物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阮籍、阮咸、阮孝绪、阮长之、阮佃夫等数十人成为名重一时的历史人物，在当时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东汉时期阮谌和阮敦的后代中有一大批人物在朝廷或地方做官。另有一大部分阮姓之人，史书上只记载了其所任官职和任职地点，但从魏晋南北朝时期阮姓人物的整体情况分析，这些人可能大都出自于陈留。这些人当中，在朝廷中任职的有宋典签阮道预、录事参军阮静、员外散骑侍郎阮园客。在地方任职的有晋中山（今河北）太守阮豹、太山太守（今山东泰安）阮抗、零陵（今湖南）太守阮野、交州（今广东、广西以南、越南以北地区）刺史阮敷、 始兴（今属广东省）相阮腆之、交趾（即交州）别驾阮朗。南朝宋豫州刺史（今河南南、湖北北部一带）阮赐、南阳（今河南南阳）太守阮侃、宋涪陵（今四川境内）太守阮惠、溧阳（江苏省）令阮崇、山阳（今江苏淮安）太守阮宝、交州刺史阮弥之、阮研。南朝梁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阮汉等。
从这一时期阮姓之人的有关记载来看，其籍贯虽仅限于陈留一地，但其为官的人数、地域和活动范围与秦汉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为官者的数量大超过了前一时期，从以上所罗列的阮姓人物就可一目了然。其次，此一时期阮姓人物任职的地域已从河南一省扩大到了河北、山东、湖南、湖北、四川、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及今越南地区，并且南方的人数远远多于北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两晋南北朝时期，阮姓之人在广东、广西两省以南、越南中部以北地区即交州任职的就有数十人之多。
在阮姓人口数量迅速增长、阮氏宗族日益兴旺的同时，阮姓之人的文化水平也达到了历史时期的最高峰。在中国文学史上，“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蝉联相继，“建安七子”与“竹林七贤”遥相辉映，二者都代表了当时文学的最高成就。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其子阮籍和孙子阮咸又占了“竹林七贤”中的两位，留名青史的文坛巨匠中，阮氏一族就有三人名列其中，可以说祖孙三人占尽了魏朝文坛的风流。此一时期阮姓之人留下来的著作也颇为丰富。见于《隋书·经籍志》记载的阮姓人物的文集就多达39卷。主要有《阮瑀集》5卷、《阮籍集》10卷、《阮种集》2卷、《阮侃集》5卷、《阮浑集》3卷、《阮瞻集》2卷、《阮修集》2卷、《阮放集》10卷。而著名的目录学家阮孝绪一人的著作就有四种122卷，分别是《文字集略》6卷、《正史削繁》94卷、《高隐传》10卷、《七录》12卷。此外还有阮武《阮子正论》5卷、阮炳《阮河南药方》16卷、阮侃《摄生论》2卷。同时，阮姓之人在艺术领域，尤其是音乐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早在东汉末年，阮瑀的音乐才华就已得到了世人的认可，史书记载他“善解音，能琴鼓”，传说他曾为曹操高歌自度曲“士为知已者死，女为悦已者容”，恐怕也不是纯粹的无稽之谈。他的孙子阮咸及阮咸之子阮瞻、阮孚都是魏晋时期有名的音乐天才。阮咸精通音律，善弹琵琶，常常与亲朋知已在一起欢宴畅饮，抚琴高歌。阮瞻也擅长弹琴，且琴艺高超，声名远扬。常常有很多人慕名远道而来听他弹琴。阮孚于永嘉战乱之后，曾应东晋明帝之诏，为迁移江东的新政权制礼作乐。因此，称之为音乐世家一点也不为过。相传阮咸还创制了一种形态略似月琴、柄长而直、四弦有柱的琵琶，并常用它弹奏出美妙的乐曲，后来人们就把这种琵琶叫阮咸，也简称阮，在古代正史的音乐志中，常常会看到有关阮这种乐器的文字。直至今天，在我国的民间乐器中还有一种叫阮的三弦琴，并且分为小阮、中阮、大阮、低阮四种，这种阮，通常用拨子或假指甲演奏。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阮姓的生活与播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特点是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社会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到个人、家庭乃至整个家族的变化。因此，这一时期社会的变化也在阮氏宗族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面对激烈残酷的政治斗争，高深莫测的政治风云，自阮瑀之后，阮氏大家族发生了分裂，阮姓中的一部分人继承了乃祖的功名意识，继续做官，走着通过仕途取得功名富贵的传统之路。另外一部分人则继承了乃祖的隐逸成分，拒绝入世，漠视权贵，采取了消极避世的处世态度，即使不得已而入世，也是淡泊无为，放浪形骸。奇怪的是，前者在历史的长河中犹如匆匆的过客，并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记忆的东西，而后者那种视富贵如浮云，无视礼教束缚的人却成了魏晋时期的名士，继而形成一股潮流。这迥然不同的两个派别，使得整个阮氏家族的聚居地也是中间的大道为界一分为二，步入仕途并已取得富贵者住在道北，视富贵如浮云者住在道南。道北的阮姓住的是深宅大院，华屋高墙，行的是高头大马，华丽轻车，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而住在道南的阮氏则不治产业，游山玩水，拼命喝酒。道北的富阮无名可循，道南的穷阮却名垂青史。阮籍、阮咸及其子侄都住在道南，他们沉沦尘世之中，放浪形骸之外，喜笑怒骂，不知人间天上。基于对社会的明察，对人生的洞悟，那种人在江湖而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惶恐、个人内心的苦闷，在阮籍身上体现得尤其深刻。因此，以阮籍为代表的部分阮姓之人承载了无以言状的痛苦，史载阮咸、阮孚、阮修、阮裕都同样嗜酒如命，无意政事，饮酒成了他们宣泄痛苦、躲避刹身之祸的一种方式，也构成了此一时期阮姓之人的一大特征。而正是这些人留名青史，留给后人无尽的思考。
更重要的是随着政权的更迭，政治中心的转移，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战乱，阮姓之人也不得不离开世代居住的陈留向洛阳，继而向东南方向的建康（今南京）及其周围地区迁移。尤其是发生于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的永嘉之乱，北方的百姓与士人大量南迁。在这次人口大迁移中，陈留阮氏中的一部分人可能也随之东迁。史书上虽然没有有关陈留阮氏迁移的记载，但从一些零碎的史料也不难做出这样的结论。如史载阮咸之了阮孚“避乱渡江”，阮籍之子阮修“避乱南行”。而到了东晋成帝咸和年间，阮裕“去职还家，居会稽剡县”。《宋书·阮万龄》说阮万龄是“陈留尉氏人”，又言“阮万龄家在会稽剡县”，南朝宋永初年间，他“自侍中解职东归”。这一切都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陈留阮氏也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以及人口迁徙的大潮向东南迁移，东晋时已有部分阮姓之人开始居住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剡县。因此，魏晋南北朝以后，会稽成为阮姓之人继陈留之后又一个著名的聚居地，《宋书》已直书南朝权臣阮佃夫为“会稽诸暨人”。南朝梁武帝的妃子、会稽余姚人石令嬴，因生下元帝萧绎被拜为修容，赐姓阮氏，大概也是因为石令嬴是会稽人，而会稽阮氏又是从陈留迁来的一个名门望族的缘故。同时石令嬴赐姓阮氏也说明了直至南朝梁时，迁移到浙江会稽的阮氏的名望依旧不减当年。《越州阮氏宗谱》载南宋绍兴年间以后，阮道夫任越州（即会稽）判官，“越民戴之如父，因家于会稽藕芽池，是为越州阮氏始祖”，与历史事实不尽相符。
其次，阮氏迁移的另一个方向是广东。东晋以及南朝宋、齐、梁、陈的都城都在建康，随着政治中心东移而迁来浙江、江苏的阮姓之人，为了躲避战乱，纷纷请求外任。此一时期除政权更迭之外，又先后发生了永嘉之乱、侯景之乱，加之农民起义遍布大江南北，相比之下，远在南疆的广州、交州就成了一个避难的理想之地。如东晋成帝即位后，主幼时艰，加之太后庾氏执政，时任丹阳尹的阮孚预知大乱将至，遂请求外任广州刺史；阮放也请求外任，于是除授监交州军事、扬威将军、交州刺史。这也许就是此一时期阮姓之人在南方任职人数众多的真正原因。因此，为官于此的阮姓之人携家带口暂居南方，久而久之，有的就移居于此。史载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阮弥之任交州刺史，受诏征讨林邑王杨迈，从弟阮谦之任副将，大败杨迈。阮谦之凯旋而归，子孙从此居住在遂溪（属广东省，汉属徐闻县地，唐改为遂溪，属雷州），故史载阮谦之乃“徐闻人”。
三、名门望族——陈留阮氏
东汉末、曹魏初年，阮瑀凭着他的文才奠定了阮氏家族在社会上的地位。其后子孙繁衍，名人辈出，使得陈留阮氏成为轰动一时的大家族。魏晋南北朝时期，见于史籍的阮姓人物几乎都出自于陈留，阮瑀生有二子：长子熙，武部太守；次子籍，晋步兵校尉。阮熙子咸，始平太守。阮籍子浑，太子庶子。阮咸二子：瞻，太子舍人；孚，丹阳尹、镇南将军、广州刺史。阮籍从祖略，齐国内史；阮略子觊，汝南太守。阮觊二子：放，交州刺史；裕，东阳太守。阮放子晞之，南顿太守。阮裕三子：傭，州主簿；宁，鄱阳太尉；普，骠骑咨议参军。阮傭子歆之，晋御史中丞。阮宁二子：腆，秘书监；万龄，宋湘州刺史。阮普子长之，历任平越长史、东莞太守、尚书殿中郎、武昌太守、临海太守等职。阮籍之从子修，太子洗马；种，平原侯。另外阮瑀的同族、东汉名士阮谌的后代也世居陈留，留名青史的有其子阮武，字文业，学识渊博，为人豁达，官至晋清河太守；阮武弟炳，字叔文，精通医术，撰有《药方》一部，官至河南尹。阮炳子坦，字弘舒，官至晋太子少傅、平东将军。阮坦弟柯，字士度。曾被选为晋濮阳王文学迁领军长史，卒于任上，西晋重臣王衍当时任将军，史传“哭之甚恸”。几乎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凡是见于史书记载的阮姓之人，几乎都出自于陈留阮氏；而这一时期见于史书记载的每一个阮姓之人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陈留阮氏成为当时人人羡慕的名门望族，历史上的阮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发展到了鼎盛阶段。
四、乱世中的仿徨者——阮籍
阮 籍 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因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史载阮籍身材伟岸，仪表堂堂，风度翩翩。他喜饮酒，善弹琴，博览群书，才华横溢，年轻时代就是一个踌躇满志的英俊人物。阮籍志向高远而又傲然自得，喜读老、庄的著作，谈玄论道，任性不羁，他有时闭门读书，一连几个月足不出户；有时外出游山玩水，忘形其间，不分昼夜，数日不归。阮籍常常以酒为伴，以琴为友，每当他弹到得意处，手舞足蹈，不知所之，当时人都说他痴，只有同族兄弟阮武能够理解他。经阮武的“品评”，人们才“咸共称异”，逐渐对他另眼看待，阮籍的名气也日渐为人所知。
阮籍直至三十四岁还未曾入仕，但他的声名早已是无人不晓了。时任曹魏最高行政长官———太尉之职的蒋济久闻阮籍之名，征辟他到自己的幕府做幕僚，阮籍写了回绝信，亲自送到太尉的府上。蒋济听说阮籍来了，满心欢喜地派人出门迎接，谁知阮籍投了信已自顾自地远去了。为此蒋济大怒，认为阮籍在戏弄自己，恨得咬牙切齿。太尉大怒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阮籍的居住地，乡亲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纷纷劝他别不识抬举，前往就任。阮籍不得已勉强就任，进太尉府做了幕僚。时间不久，阮籍就对幕府中枯燥繁琐的日常事务感到厌倦，而蒋济也根本不把他当回事，于是就推托身体欠安辞职回家。以当时选任官职的标准，阮籍这样的名人自然是选官的主要对象，因此不容他逍遥在野，很快，朝廷又征辟他为尚书郎。阮籍第二次出仕为官，希望能有一番作为。谁知到了官府，人浮于事，上下推诿，事事不如意，处处受钳制，阮籍无法做自己想做的事，于是再次以身体有病为理由，辞职回家隐居起来。两次入仕，两次退隐，阮籍更是名声大噪，加之他在玄学上的造诣，更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名士。魏明帝时，大权在握、时任大将军的曹爽看中了阮籍，征诏他出任参军，这样阮籍一跃又成为最高权力机构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身处权力机构的中心，接触的都是核心人物，阮籍以他敏锐的观察力看到了曹爽集团与司马懿集团的明争暗斗，感到了曹魏江山覆亡的命运。为了避祸，阮籍又一次以身体有病辞职回家。一年后，曹爽集团被司马懿集团一网打尽，曹爽被杀，人们都感叹他有远见卓识。
司马集团控制朝政后，时任太傅的司马懿征诏阮籍出任从事中郎，实际上是太傅府中的幕僚。面对险恶的政治环境，阮籍无法抗拒，不得已而进入了太傅府，司马师代父而立，阮籍任大将军从事中郎，司马昭代兄而立，阮籍又转入司马昭的幕府。阮籍不甘寄人篱下苟且偷生，因此主动提出出任东平（今山东东平东）相，司马昭批准了他的请求。阮籍到东平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官府的围墙全部拆除，以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来治理东平，他的做法与同僚背道而驰，众人群起攻之，仅十天，阮籍就回到了洛阳，继续做他的大将军从事中郎。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里，阮籍“言语至慎”，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为了躲避杀身之祸，他开始过起了不问世事，隐在朝中的生活。同时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阮籍亲眼目睹了当时许多社会名流在不经意间就丢了性命，这也是他不参与世事，以酣饮为常的一个重要原因。据说他请求出任步兵校尉，也是为了有更多的酒喝。
阮籍一生中，喝酒是他的一个主要生活内容，也是他保全自我、躲避灾祸的一种方法。相传司马昭的亲信，时为中书令的钟会曾多次想和阮籍谈及时事，打算从他对时事的评论中抓住把柄，借机置他于死地，每次都因阮籍喝醉酒而落空。司马昭准备为自己的长子司马炎取妻，将对象瞄准了阮籍的女儿，上门提亲的人纷至沓来。阮籍清楚司马昭的用意，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但又不好拒绝，于是他拿来酒壶，咕咚咕咚地灌，将自己灌得酩酊大醉，醉得不省人事，且一醉就是六十天，上门提亲的人干着急没办法。司马昭无可奈何，此事只得不了了之。
阮籍身逢乱世，他的许多做法都不为时人所理解。早在二十多岁的时候，阮籍曾随叔父出游东郡，时任兖州刺史的王昶请与相见，但阮籍对这个大官僚的礼遇十分冷淡，从早上朝阳初升直坐至晚上夕阳西下，阮籍始终一言不发，王昶莫测其高深，认为他不可理喻。有一次在朝廷上，一个官员向司马昭报告发生了一桩儿子杀母案，请求处置。司马昭让群臣讨论，阮籍笑着说：“唉，杀死父亲还情有可原，怎么能杀母亲呢？”在座的人都大惊失色，纷纷遣责他。司马昭说：“儿子杀父亲是天底下罪大恶极的事，怎么能说情有可原呢？”阮籍从容不迫地解释说：“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害父亲，只不过形同禽兽；而杀害母亲，则连禽兽都不如。”众人听了他的话，才心服口服，转忧为喜。阮籍又被当时人看着是不遵礼教、不受约束的人。他常常坐没坐样，忽而抚琴高歌，忽而仰天长啸，大杯大杯地喝酒，大块大块地吃肉，不论在什么场合，都如入无人之境。他的母亲去世时，他正在外边与人下围棋，对手听到消息马上请求中止比赛，阮籍不同意，一定要决出个输赢。下完棋后，阮籍回到家，饮洒二斗，放声大号，口吐鲜血。下葬那天，他吃了一大碗肉，喝了二斗酒，然后与母亲诀别，放声号哭，又吐血数升。阮籍为母亲守丧，形销骨立，没有了人形。被司马昭看重的朝臣裴楷前来吊唁，阮籍披头散发，一脸醉容，盘腿而坐，既不答理，也不陪哭。裴楷没有理会，行完礼就走了。后来有人问裴楷：“吊丧的时时候，主人哭后，客人才行礼；您去阮籍家吊丧，主人都没哭，您为什么要哭？”裴楷回答说“阮籍是为食人间烟火的方外之士，他可以不重视礼仪；我是凡夫俗子，因此要依礼行事。”阮籍的嫂子要回娘家省亲，阮籍身为小叔子竟毫无顾忌地出来与嫂子告别，并反复嘱咐嫂子要多保重。有人拿此事讥讽阮籍，阮籍高昂着头，毫不客气地回敬到：“礼数难道是为我而制的吗？”
相传阮籍又能为青白眼，白眼对俗人，表示厌恶和蔑视；青眼对挚友，表示赞许和欢迎。他的母亲去世后，好友嵇康的哥哥嵇喜前来吊唁，阮籍看不起他，以白眼相对，使得嵇喜十分难堪，怏怏而退。嵇康听到消息后，手里提着酒，腋下挟着琴也来吊丧，阮籍则以青眼相视，表示欢迎。人说得阮籍青眼的人少而又少，而得阮籍白眼的人比比皆是。至今人们常用的“青睐”、“垂青”等词大概就是由此而来的。阮籍还常常一个人驾车外出，在没有人迹的小径上毫无目的地踯躅而行，走到无路可走时，痛哭一场，然后又驾车返回。在乱世中苦苦挣扎、徬徨无路的阮籍于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去世，终年五十四岁。
阮籍文思敏捷，下笔成行，他常常借笔抒发自己的情怀。他的诗，以饱含心血的《咏怀诗》八十二首为代表。后人评价阮籍的咏怀诗开了咏怀之作的新格局，开了赋、比、兴的新手法，开了文人诗坛的新纪元。阮籍的文也充满了诗情画意，将瑰丽、清淡、豪放、婉约凝为一体。阮籍的诗文，影响深远，在中国文学史上树立了一个继往开来的里程碑。阮籍移家洛阳后，与当时的名士谯郡嵇康、河内山涛、河南向秀、侄子阮咸、琅琊王戎沛人刘灵相与友善，经常在嵇康寓居的山阳（今河南修武县东南）竹林之中酣畅痛饮，倾心交谈，世称“竹林七贤”。在“竹林七贤”中，阮籍的文学成就最高，也最能代表正始文学旷达、雄秀、玄远、幽深的文学特色。
阮籍子阮浑，字长成。也许是受父辈的影响，也许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致，阮浑的为人处世方式也很像父亲，不羡慕荣华富贵，不拘小节。阮籍曾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阮咸已和我一样了，你不能再这样了。”从中不难看出阮籍的所作所为都是为时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他不希望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西晋武帝太康年间，阮浑曾任太子庶子。
五、音乐世家——阮咸和他的儿子
阮 咸 字仲容。父阮熙曾做过武都太守。阮咸与叔父阮籍都是“竹林七贤”中的人物，“竹林七贤”区区七人，阮氏一门就占了二人，世称二阮，阮咸为小阮，两人虽系叔侄，却志趣相投，志同道合，携手同作竹林之游，后人又以大小阮作为叔侄关系的代称。阮咸与叔父阮籍一样，旷达任性，不拘小节，其放诞使气、纵情饮酒的程度与阮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嗜酒如命，不顾场合，不论饮具，见酒就喝，直喝得酣畅淋漓，一醉方休。他曾将一大盆酒放在地上，和猪轮着喝，喝醉了，就地躺下便睡。阮咸无视礼教，与叔父阮籍相比，又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为母亲守丧期间他竟然无礼教的约束，大胆地与姑姑的婢女相恋，尽管他早有妻室，因此受到当时讲究礼法者的抨击。
阮咸视富贵如浮云，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子侄心甘情愿地住在道南的贫民区，与住在道北华屋深宅的富阮仅一路隔，也不以为然，冷眼相视。七月七日，按当地的风俗，人们都要将衣物拿出来晾晒，居住在街北的富阮家家都把绫罗绸缎等最好的衣物拿出，花团锦蔟地挂满了街道，互相炫耀。居住在街南的阮咸看到那五彩缤纷、耀眼夺目的衣物，回家将自己用粗布做成的犊鼻裈（一说为围裙，一说为大裆短裤）拿出来，用一根竹杆高高地挑起来，在庭院里晾晒。有人看见他将这样的破衣物拿出来晒，大惑不解地问他何必如此，阮咸笑着回答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此事被后人传为佳话。
阮咸因在为母亲守丧期间与婢女相恋而受到朝野舆论的口诛笔伐，直到很晚才出仕为官。曹魏灭亡，西晋建立后，阮咸才在朝廷谋得一官半职，做到散骑侍郎这样一个清职。山涛曾向晋武帝司马炎举荐他出任吏部主持选举，司马炎认为他嗜酒过度、行为虚浮而不予任用。命运不济的阮咸不仅没有得到升迁，还因为得罪了荀勖而被贬为始平（今陕西兴平）太守，最终死在始平太守任上。
阮咸精通音律，弹得一手好琵琶，是当世屈指可数的琵琶高手。无论是在他做官前，还是为官后，他总是常常招来亲朋知已在一起欢宴畅饮，在丝竹的拌奏下，或放喉高歌，或浅吟低唱。长此以往，他练就了一双好耳朵，成为世所罕见的音乐家，无论何种乐曲，他都能听出是否有差谬；无论何种乐器，他都能辨出音色是否纯正，时人誉之为“神解”。阮咸又变化了琵琶的原理，发明了一种新的乐器，后人为了纪念他，就用他的名子来命名。阮咸就这样翻着乐谱，弹着琵琶，饮着醇酒，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
阮咸有两个儿子：长子阮瞻，次子阮孚。
阮 瞻 字千里。好读书，识大理，言谈举止仿效父亲阮咸。终日饮酒，醉得不醒人事，裸体散发，神魂颠倒。被人斥之为禽兽，他依然不管不顾地我行我素。
也许是得了祖先的遗传，和父亲阮咸一样，阮瞻也擅长弹琴，且琴艺高超，声名远扬。很多人慕名而来，想听他弹琴。阮咸不问贵贱长幼，都能满足他们的要求。阮瞻的妻兄潘岳经常请他弹琴，有时通霄达旦，他也不会面露难色。阮瞻以他的声名受到当时的司徒王戎、太尉王衍的器重。东海王司马越镇守许昌时，曾征召阮瞻任记室参军。永嘉年间曾出任太子舍人。尽管有做官的经历，阮瞻也同他的父辈一样，与世无争，与人无争。一次阮瞻与一帮人赶路，天气炎热，大家都口渴得厉害。走到一家旅店，店内有一口水井，众人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去抢水喝，惟独阮瞻一个慢慢地走在后面，等大家都喝完了，他才去喝。
史载阮瞻还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坚信世上根本就没有鬼，没有人能够说服他。《晋书·阮瞻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一个陌生的客人忽然登门来拜访阮瞻，两人见面，嘘寒问暖了一番后，谈到了名理问题。来客甚有口才，能言善辩，阮瞻也非等闲之辈，两人打起了口舌战，你来我往之间，说到了鬼神之事，理论了很久，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客人见说服不了阮瞻，于是变了脸色，大怒道：“古往今来的圣贤都认为有鬼神，你为什么偏要说没有，我就是鬼。”说完摇身一变成了一外怪物，瞬间就不见了踪影。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阮瞻哑口无言，神色大变。一年后，阮瞻就病倒了，不久死于仓垣，年仅三十岁。
阮 孚 字遥集，曾被征辟到太傅府做幕僚，后迁任骑兵属。永嘉之乱后，阮孚避乱渡江，东晋元帝任他为安东参军，在为人处世上，阮孚不甘兄后，也是放浪形骸，终日酣饮，全然不把政事放在心上，因此在官场上屡遭弹劾。虽然如此阮孚仍然受到元帝的器重，对他总是宽容以待，从不问罪。转任丞相从事中郎，迁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一次，阮孚用官服换酒喝，又一次被弹劾，元帝依旧免了他的罪。明帝即位后，阮孚迁任侍中。因跟从明帝平定王敦有功，赐爵安南县侯，转吏部尚书，领东海王师，阮孚称病推辞。明帝下诏在家里办公，尚书令郗鉴认为不合适，明帝说：“不这样就白白浪费掉了一个人才。”可见明帝对阮孚的赏识与器重。咸和初年，阮孚任丹阳尹。当时太后临朝，主幼时艰，阮孚预知大乱将至，遂请求外任广州剌史。正好权臣王导认为阮孚不拘礼仪、放荡不羁，不宜在京城任职，就趁机派他到广东任职。不料阮孚还不及到任就去世了，时年四十九岁。阮孚死后不久，苏峻作乱，时人都认为阮孚有政治远见。
相传当年阮孚躲避战乱来到江东，看到时局动荡，无意于政事，于是游山玩水，风餐露宿，忘情于江南的山水之间。一次他独自一人来到会稽游览，身无长物，只有手中拿着的一个小皂囊格外引人注目。有人见了忍不住，就问他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阮孚回答说：“别无它物，但有一钱守囊，恐其羞涩。”这个故事就成了“囊中羞涩”的典故。今天当一个人手头拮据，身无钱财时，常常会用到“囊中羞涩”这个成语。
永嘉之乱后，天下分崩离析，伶官、乐器以及乐谱，都在动乱中丧失殆尽。东晋建国之初，无论是祭祀宗庙还是举行各种庆典，都不能如从前那样演奏庙堂之乐，一切只能从简。太宁末年，明帝下令请阮孚等人重新整理增益，阮孚以他音乐世家的出身，非凡的音乐才能，重制庙堂之乐，培训乐官伶人。在阮孚等人的努力下，晋成帝咸和年间，宫中才又重置太乐宫，恢复了相关的礼仪。阮孚与其父阮咸、兄阮瞻在中国音乐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六、南朝循吏阮长之
阮长之 字茂景，陈留尉氏人。祖父阮思旷曾任金紫光禄大夫，父阮普曾任骠骑咨议参军。阮长之是个孝子，十五岁丧父，哀伤守礼如成人一样，周围的人都为之感动。守丧期满，还坚持吃了几年素食。阮长之出仕之初任褚府参军，后除授员外散骑侍郎。为了侍奉年迈的母亲，请求外任襄垣县令，因受到督邮的无礼鞭笞，弃职而去。不久，补授庐陵王义真车骑行正参军，历任平越长史、东莞太守、尚书殿中郎、武昌太守、临海太守等职。南朝宋元嘉十四年（438年）卒，时年五十九岁。阮长之是一个好官，《宋书》将他收入《良吏传》。他一生所任官职颇多，每到一处都有政绩可闻，受到世人的爱戴，当时人认为，终南朝宋一代擅长治理、安抚一方的官员当首推阮长之。
七、杰出的目录学家阮孝绪
阮孝绪 字士宗，陈留尉氏人。父亲阮彦之，曾仕南朝宋太尉从事中郎。阮孝绪七岁时，过继给叔父阮胤之。阮胤之家有遗产百余万，按理应归阮孝绪，但阮孝绪并非爱财之人，一无所纳，全部给了姐姐。阮孝绪性格沉静，寡言少语，博览群书，苦攻坟典，十三岁时就已经遍通五经。他的外兄王晏是当时的显贵，曾多次登门，孝绪常常避而不见。后来王晏被杀，亲戚都替阮孝绪捏一把汗，阮孝绪坦然说道：“我们虽是亲戚，但不是同党，我有什么理由要坐罪？”后来他果然免受牵连。
在人生无常，时势动荡的年代里，阮孝绪远离仕途，将一生的时间都用在读书上，以清高隐逸而闻名。阮孝绪在博览群书的同时，又十分注意对典籍的搜集和整理，他每读一书，都要与官家书目相对照，录其异同，存其遗漏，日积月累，撰成《七录》，使得图书目录的内容更加丰富，分类更加合理。阮孝绪的《七录》是继刘歆《七略》和王俭《七志》之后又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专著，它不仅达到了当时全国综合性系统目的最高水平，也使阮孝绪成为中国古代杰出的目录学家。
《七录》十二卷，分为内外篇，内篇有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外篇有佛法录和仙道录。共计收书55部、6288种、44526卷。在阮孝绪的《七录》中，史书终于摆脱了其从属的地位而独立成为一个部类，这一方面说明了史书数量的增加，另一方面也表现了阮孝绪的远见卓识。同时，随着道教与佛教的发展，这两类书籍也日益增多，阮孝绪及时地在目录分类中增加了佛、道两类，体现了目录书“考竟学术，辩章源流”的作用。阮孝绪在动乱的年代和家境贫寒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一部搜罗完备的图书目录，在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七录》也大大推动了图书目录学的发展，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八、南朝权臣阮佃夫
阮佃夫 会稽诸暨人。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出仕为台小史。宋明帝做皇子时，出为蕃王，征召阮佃夫为主衣。孝武帝召他回朝，补授内监。前废帝永光年间，时为皇子的宋明帝又请他为世子师，十分信任他。景和末年，前废帝怀疑明帝有谋逆之心，将明帝拘禁在宫内，明帝心知大祸将至，惶恐害怕，无计可施。阮佃夫与王道隆、李道儿以及明帝身边的大臣共同谋划废前废帝立明帝。景和元年（465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阮佃夫与众大臣发动政变，废前废帝，拥立明帝即位。明帝即位后，论功行赏，封阮佃夫为建城县侯，食邑八百户，历任南台侍御史、龙骧将军、司徒参军，转太子步兵校尉、南鲁郡太守。泰始四年（469年），以本官兼游击将军、与王道隆、杨运长同执朝政，权重一时。
阮佃夫大权在握后，不思治理国家，而是收受贿赂，奢侈享乐。凡经他手办的事，不送礼是行不通的，一次有人送他二百匹绢，阮佃夫嫌少，理都不理。他家的住宅，里面修建有园林池沼，华美壮观，诸王府的宅第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他家还供养着锦绣，头戴珠宝，比后宫的嫔妃还要奢侈。阮佃夫衣着讲究，他每制一衣、造一物，京城里的人都竟相仿效。阮佃夫在吃上更是做尽了文章，史称“一时珍馐，莫不毕备”。当时人认为与西晋大贵族、挥金如土的王恺、石崇相比，阮佃夫有过之而无不及。
泰预元年（472年），阮佃夫任宁朔将军、淮南太守，不久迁任骁骑将军，加授淮陵太守。明帝死后，后废帝即位，阮佃夫的权势进一步加大，兼中书通事舍人、加给事中、辅国将军。元徽三年（476年），迁黄门侍郎，领中尉将军。当时后废帝不理朝政，常常出宫游山玩水，阮佃夫与申伯宗等人密谋废除后废帝，拥立安成王即位，不料事情败露，阮佃夫被赐死，时年五十一岁。
九、其他阮姓人物
阮 修 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谈。和同姓阮氏一样，阮修也是一个疏放任性、不谙世事的人。阮修好饮酒，他常常徒步而行，将钱串起来挂在拐杖上，到了酒店，独饮独酌，一醉方休。他厌恶俗人，视凡夫俗子为冤家，即使路上偶然相遇也会转身便去；而对志同道合的人，则不论贫贱，不管早晚，自由来往，即使无话可说，也乐意默默地相对而坐。王敦当权时，阮修曾任鸿胪卿，后转任太傅行参军、太子洗马。永嘉之乱中，阮修南下躲避战乱，途中被乱贼杀害，时年四十二岁。
阮修一生贫寒，家无余粮而坦然处之。因为家贫，他直到四十多岁还未婚取，当时王敦等社会名流凑钱准备为他张罗婚事，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捐资，有的还因为钱送不出去而深感遗憾。阮修生平著术不多，曾作过一首《大鹏赞》，诗中写到：“苍苍大鹏，诞自北溟。假精灵鳞，神化以生。如云之翼，如山之形。海运水击，扶摇上征。翕然曾举，背负太清。志存天地，不屑唐庭。莺鸠仰笑，尺鷃所轻。超世高逝，莫知其情。”这首诗无疑是阮修自己的写照。
阮 放 字思度，祖阮略曾做过齐郡太守，父阮顗曾任淮南内史。阮放早年与阮孚一样都很知名，东晋建国之初曾任太学博士、太子中舍人、庶子等职。当时战乱不息，阮放跟随晋明帝（时为太子）南征北讨，但他最常讲的是老庄的清静无为，而很少言及军国政事。晋明帝很欣赏阮放，也十分理解他，把他当作朋友。后转任黄门侍郎，迁吏部侍郎，身居铨选之位，颇有政绩。晋成帝即位后，因年幼由庾氏执政，阮放请求外任，于是除授监交州军事、扬威将军，交州刺史。谁料到任时间不长就病逝了，时年四十四岁，追赠廷尉。
阮放也是当时的知名人士，他力行清玄，不营产业，虽然一度官至吏部郎，还是免不了饥寒之苦。当时的名士王导、庾亮常常供给他衣食。阮放的儿子阮晞之，曾任南顿太守。
阮 裕 字思旷，陈留尉氏人，也是当时的知名人士。刚二十岁就被征辟为太宰掾，后任大将军王敦主簿，甚受礼遇。但是阮裕看出了王敦的狼子野心，终日与酒为伴，不问政事，后来因醉酒被解职；出任溧令，不久又因事被免，阮裕因此而未受王敦之难的牵连。咸和初年，阮裕出任尚书郎，因时事艰难，去职还家，住在会稽剡县，深居简出。阮裕自知身逢乱世，没有用武之地，因此打算从此隐居不仕，朝廷几次征用，他都固辞不就。阮裕侍人宽厚，不论贫富贵贱，他都一视同仁。史载他家里有一辆好马车，不管谁来借，阮裕都会欣然应允。一次有个乡亲要为母亲送葬，想借阮裕家的马车又觉得不妥，因此就没敢张口。后来阮裕知道了，叹息着说：“我家有好车而人不敢借，那么要车有什么用呢？”说完叫人把车烧了。
阮 韬 字长明，陈留人，晋金紫光禄大夫阮裕的玄孙。阮韬年轻时充任南兖州别驾，江夏王刘义恭时任刺史，向阮韬索取资费钱财，阮韬说：“这是朝廷的财产，不是我个人的。”坚决不给。宋孝武帝在位时任侍中，与王彧、谢庄、何偃齐名。宋明帝泰始末年，任江南江州长史，官至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齐武帝永明二年（484年）卒。
阮 种 字德猷，陈留尉氏人，汉侍中阮胥卿八世孙。阮种小时候已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受到稽康等人的器重。稽康著《养生论》，文中的阮生，指的就是阮种。朝廷察举孝廉，他被征辟为公府掾。太保何曾举贤良，阮种对策第一，除授尚书郎，转任中书郎。阮种举止得体，以身作则，朝廷上下都被他的威严所折服。后迁平原相，卒于郡。
阮万龄 陈留尉氏人。祖父阮思旷，曾任左光禄大夫。父阮宁曾任黄门侍郎。万龄少年知名，从通直郎做到孟昶建威长史，与当时任孟昶司马的袁豹、江夷并称三杰。阮万龄家住在浙江会稽剡县，他无心政事，永初末年，辞职东归，朝廷征授为秘书监、加给事中，万龄力辞不就。不久，又除授左民尚书，不得已应命赴职，后迁太常，出任湘州刺史。后还为东阳太守。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449年）卒，时年七十二岁。
阮 卓 陈留尉氏人，祖父诠，官至梁散骑常侍、梁宁远岳阳王府记室参军。阮卓自小聪明伶俐，思维敏锐，志在精通经史子集，能言善辩，特别擅长写五言诗。阮卓又是个孝子，他的父亲阮问道随岳阳王出镇江州，暴病而死，阮卓当时年仅十五岁，从都城建康奔赴江州，一连几天滴水未进。当时正值侯景之乱，兵荒马乱，道路阻隔，阮卓冒着生命的危险将父亲的灵枢运回家乡安葬。天嘉元年（560年），世祖即位，任轻车鄱阳王府外兵参军。天康元年（566年）转任云麾新安王府记室参军，迁鄱阳王中尉府录事，转晋安王府记室。出使交趾，当地盛产金银珠翠等珍宝，以前出使而来的人都要想方设法带回来一些，惟独阮卓空手而还，受到当时人的称赞。升任尚书祠部郎，迁始兴王中尉府记室参军。至德元年（583年），升任德教殿学士。后阮卓眼病辞官，回到故里，修建亭林池沼，与志同道合的好友饮酒赋诗，消磨时光。陈后主祯明三年（890年）因病逝世，终年五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