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阮琰新，1913年6月20日出生，1988年3月11日去逝，享年75岁；我的母亲张招凤，1920年11月11日出生，1991年9月18日去逝，享年71岁。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聪明勤奋、吃苦耐劳；母亲忠厚本份、与世无争。听说，父亲只读过几个月的书，要不是他亲口说的我还真不大相信，因为在写写算算上，就是初中生也未必能与他相比。解放初期，他是本村为数不多的土改根子之一，在“集体化”时期曾担任过很长时间的生产队干部，记分员、会计员，业务上既轻车熟路又得心应手，还有他写的字，虽不算范体，却也还清秀。

勤奋，是父亲的秉性。他只有姐弟俩，双亲又早逝。结婚后生有六个子女（其中有一个大姐在年幼时病故），宗支单薄，家底贫寒，为了生计自幼磨成刚毅正直的性格，各种农活，尤其是那些急、难、险、重的农务都由他承担，就是家务琐事也多由他干，“省吃俭用、起早摸黑、任劳任怨”——这是父亲的人生写照。偶尔有好吃的，他总是留给小孩，或让小孩先吃，自己常常吃那些过餐的饭菜。记得有一次，他去县城办事，亲友给他买了一些面包，他却一个也舍不得吃，全都带回家来分给孩子们。因为家境贫穷，以前从未吃过这些东西，我们兄妹都觉得特别好吃，那时的情景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就是“狼吞虎咽”。

在我小时，由于劳力少，兄妹多，家里的确比较穷，但为了让我们尽量吃饱穿暖，父母不仅要刻苦耐劳，而且要省吃俭用；既要把我们养大，还要供我们念书。特别是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我们兄妹中有三人同时在三华中学念书，那艰难程度确实是难以言喻。

有一件事情特别能说明父亲的耐性，大约在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我与村里人一起去寨子背砍柴，一不小心被刀嘴砍伤左膝盖，深可见骨，流血不止，那时乡下的医疗条件有限，造成伤口发炎化脓，疼痛得不能动弹。于是父亲就背我步行到县城龙仙医治，虽然也有班车，但为了省下钱来给我治脚，父亲硬是无须背带，途中也没有停留便刻，来回几十公里。

当然，作为平凡之人，父亲也是有个性的，如有一次，二哥淘气令他心烦，气愤之下他随手捡起一支竹条顺势就打，几乎伤着眼睛，那时我跟母亲正在田里干活，得知情由后，母亲与父亲大闹了一场。其实，父亲并不是有意要伤着二哥的眼睛，只是一时气愤之为而已。

随着我们兄妹的长大，父亲却迈进了老年行列。由于长期的奔波劳碌，晚年患上了哮喘病，每天清晨总是气喘嘘嘘，不能入睡，所以天还未亮就起床做这干那，我们做子女的过意不去，叫他多休息一下，他却直言 “与其在床上难受，还不如起来活动活动。”后来，为了让年迈有病的父亲多享受些人生亲情，我们总是尽可能地通过精神、食物和治疗的方式来换取老人些许欣慰。

母亲，个子不高，长着一张圆脸，样子十分慈祥。她没有文化，但心地善良，具有海一样的胸怀。大集体的时候，她的表现从来都是毫无例外地诚实与自觉，甚至遇到身体不适也能够坚持。母亲的性格特点是：富有同情心，乐于帮助人。要是知道邻居有难处，她便会及时地释放出爱心与善意，即便是力不从心，她也会表现出无奈的歉意。但在家庭方面，她又总是依赖着父亲，甚至连一些本属“妇道人家”做的事务都是如此，所以，父亲在家几乎是里外“一把手”。正是由于长期处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使母亲养成了信任有余而果断不足的性格。

在参加集体劳动时，母亲断断不会挑肥捡瘦，避重就轻，随你干部在场与否都是一样，在她心目中只“有服从分派、本分劳作”的字眼，从来不讲价钱，也不会讲价钱，对干部从来都是极端的信任和绝对的盲从，这种性格在那个年代，往往难免“老实人吃亏或卖力不讨好”的情况，比如，她无论如何地忠诚与本分，甚至忍痛带病坚持做工，在别人的眼里都是正常和应该的┅┅这就是我老实本分的母亲，既不会花言巧语，更不会投机钻营。

母亲晚年饱受风湿病折磨，据说这是“座月”时落下的病根，又加上大集体时期环境的恶劣、作息的无常，到了晚年日渐严重。虽然子女们常怀孝敬之心，并处处为她寻医问药，但都无法为她根治。在严重时关节疼痛肿大、伸展不能，给她晚年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痛苦和不便。但无论怎样，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兄妹相继成家，形势逐步好转，生活水平也逐年改善和提高，所以，母亲的晚年与父亲相比，还是稍好些。

总之，我的父母双亲，老实勤奋，生活清贫，为了家庭，为了小孩，挨饿受累，省吃俭用。生在那时本已不易，育儿养女更是艰难。他们身上有德，心中无愧——能尽心处尽心了，能做到时做到了，这就是我平凡而又伟大的父母双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