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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一苇
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到天台、永嘉寻访山水，路过武阳川留下《宿武阳川》一诗，高度赞美“风物是秦余”，至今传诵，引为骄傲。
东晋阮孚早于武义建县300多年，欣赏明招山之美，来此归隐，落户做一个明招山的老百姓，形成为“明招文化”，更值得骄傲，武义人应该了解阮孚。
前年，德清的诗人陈景超特到明招山游，写下了《蝶恋花·阮孚归隐》一词：
跃马扬鞭南下路，蔽日旌旗，玉节金戈护。山仄挥麾临午驻，清华感受翠微露。爱煞明招松柏树，假使传丧，肃穆衰兵素。解甲埋名深坞住，后人谁识前人误？
这首词描述阮孚归隐明招山的情景，形象鲜明，寓意深刻。开头三句描写了阮孚受东晋皇帝派任镇南将军，从建康（今南京）出发，率领部队“跃马挥鞭”向广州进军。一路上，“蔽日旌旗”，战士们簇拥着“玉节金戈”，浩浩荡荡、威风凛凛的场面。四、五句写部队的山中狭隘的路上临午停下休息，感受到林木荫秀，清华的露水还在翠微中滴着，沁人心脾。接着引出六、七、八句“爱煞明招松柏树”，使人想起人生的价值，阮孚就立定脚跟不向前走了，决定派人向朝廷谎报，说将军在途中暴病而死。于是部队官兵穿上了素衣，表现出一股肃穆悲痛的气氛。第九、十句写归隐，最后结句用了一个设问：“后人谁识前人误？”意味深长地提问“后人”发人深思！
阮孚是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如果像“桃花源”世外人那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①是不可能得出他“误”还是不误的答案的。但魏晋这段历史非常复杂、混乱，这里剪取一些与阮孚最有密切关系的作一简要评述：东汉以后，天下大乱，三国后期，曹魏政权落入司马氏家族。司马懿杀了曹爽，公元265年司马炎篡夺曹魏的帝位，实行门阀制度，大封皇族宗室27人为王，把社稷、河山、田地、人口等一概作为司马家族世袭的私有财产，因此埋下了皇室不断内争的祸根，酿成“八王之乱”。八王即汝南王亮、楚王玮、齐王冏、赵王伦、成都王颖、河间王颙、长沙王乂、东海王越。他们因为利益分配不均，发动战争夺取政权，造成骨肉残杀，战祸连年。就拿赵王伦战乱一例来说，“自兵兴60余日战及杀害近十万人”。“八王之乱”前后历时16年，生灵涂炭的惨烈可想而知。正当此时，反抗西晋统治的起义军蜂起，烽火遍地。从此又引起北方边境少数民族起义，即旧史称“五胡乱华”，五胡即匈奴、鲜卑、羯、氏、羌少数民族，连年战争，把北方地区分裂为16国。西晋政权于公元316年灭亡。琅邪王司马睿渡江在建康（今南京）于公元317年建立政权，号称东晋。新的皇朝尚未稳固，公元322年，大将军王敦在武昌起兵，攻入建康谋篡司马政权。咸和二年（327年），鹰扬将军苏峻与祖约起兵，次年攻入建康，专擅政权……以上这段历史是阮孚所熟知、有的是他所亲历的，这是阮孚历史根源的所在。
要了解阮孚的思想，又必须先了解那时社会上的“清谈”之风和“玄学”思潮。早在东汉时光武帝刘秀提倡“名教风节”，就开始崇尚老、庄之学来品评政事和人物形成为风气。东汉末年以后，长期战争，社会混乱，生命无法保障，于是人们更趋向于“玄学”，求在思想上寻找出路。所谓“玄学”就是《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为“三玄”。主要的内容是探索：有无、本末之辨，形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东晋时玄风更盛，当朝丞相王导、谢安等曾是清谈领袖，士子们风从，于是称为“魏晋之风”。但士人清谈往往会涉及时政，于是党锢祸起，如曹氏政权建立之前，名士孔融、杨修等言谈无忌，被作为异己诛杀；魏晋之交，曹氏和司马氏两大集团勾心斗角，许多名士被杀，如何晏、夏侯玄、嵇康等都死于非命。于是清谈就改变了性质，为求苟活性命，不敢言及政治，谈玄转向为虚谈。“竹林七贤”的现象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七贤是：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位名士。他们早先意气相投，常聚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的竹林下清谈畅饮，俯仰啸歌，行为狂猖，世人称为“名士风度”。他们之中，行为最为突出的如：阮籍，纵酒任诞，他为逃避司马昭求婚，竟60天酒醉不醒；他见庸俗的人就白眼相对，见性情中人就青眼相向；他内心痛苦时就驾车出门，不择路而行，穷途而返，失声痛哭。嵇康，性刚直使气，喜怒形于色；生活懒散，头面常一个月中15天不洗，身上虱子很多，甚至懒到连小便都不愿起身；他因反对司马政权被害临行时，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刘伶，人称“酒仙”，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跟随，说“死便掘地埋葬”。有时裸体卧屋中，有人讥笑他，他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裤子）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阮咸，有时喝酒，看见一群猪来，就和猪一起同喝为乐。如果从他们这些表现来看，简直都是狂颠疯子，集中起来是一幕疯狂的表演。他们都是为了避免杀身之祸，实质上是向世道的抗争。他们都是当时的名士，从文学的成就来说，阮籍、嵇康是“正始之音”的代表作家，在音乐上成就很大。阮籍的诗歌有《咏怀》82首；散文存有《大人先生传》等9篇；赋有《首阳山赋》等6篇。嵇康诗存50余首，作于狱中的《幽愤诗》是代表作；他的散文成就高于诗歌，其中《管蔡论》、《养生论》、《声无衰乐论》及《与山巨源绝交书》均是名垂史册的篇章。向秀有《思归赋》传世；刘伶有《酒德颂》传世；阮咸作品失传，但创有“月琴”乐器。他们强烈的疯狂，实在是以行为艺术来猛烈地抨击“礼教”。如阮籍写的《大人先生传》，把奉行礼教的先生比作裤裆里的虱子，一天到晚在裤裆里求生存。可见稽康那种身上多虱的情景、刘伶那种“诸君何为进入我裤中”的疯话，都是有针对性的。“竹林七贤”的现象，是当时社会士族的一个缩影，在社会士族的层面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变态怪象。因为士族有着时代最敏感的特点，他们所受到心灵上迫害甚于肉体上的迫害，形成为一种特殊的疯狂。“魏晋之风”、“清谈、谈玄”，是一种思想的解放；到了“竹林七贤”是一种人性的呐喊，这是魏晋时代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时代名士在“事功”的理念上，闪烁出一种新的曙光：过去一般士人总是循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上拼求，他们的“事功”理想集中在政治上。经过了长期战乱的痛苦，看到了为皇帝做奴才，到头来只是为皇帝一个人的利益，而被祸害的是人民，甚至于自己。这是一条极其狭隘而卑贱的道路，这是一个“误”！看到了为皇帝争权夺利，祸国殃民的事实教训，从无可奈何中悟到“事功”的广阔面，士人应有人格的独立性，面向文学、史学、哲学去追求“事功”。他们的实践在各个方面，确也有多所建树，用现代的话说如：旅游、休闲、养生、娱乐以及各种艺术都体现出“事功”，“书圣”王羲之的产生就是一例。所以在魏晋时代虽是一段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却是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它的历史意义就是：人性的追求和人生价值取向的启示。以上就是阮孚思想根源的所在。
阮孚字遥集，晋尉氏（河南县名，属开封）人。据《阮孚别传》所载：“（阮）咸与姑书曰：‘胡婢遂生胡儿’。姑答书曰：‘《鲁灵光殿赋》曰：胡人遥集于上楹’，可字曰遥集也，故孚字遥集”。②阮孚虽是胡婢所生，但生长在名士世家。曾祖阮瑀，字元瑜，是魏“建安七子”之一。他与陈琳同时任曹操的记室，军国文件都出他们之手。阮瑀才智敏捷，草拟文书常在马背上立成，受到曹操的赞许。祖父阮熙任武都太守。叔祖阮籍，字嗣宗，为“竹林七贤”之一；他博览群书，尤好老、庄之学，名望很高。父阮咸，字仲容，为“竹林七贤”之一，为人潇洒、放诞，不满司马政权。他精于音律。他与阮籍在晋时名声很大，后人称叔侄之贤都借用“大小阮”为美誉。阮孚兄阮瞻，字千里，任东海王越参军，后任太子舍人。弟阮侯，字荣之，任镇抚军，后任朝请大夫；好山水，隐居于白阳山。《世说新语·赏誉》中，对“竹林七贤”的儿子做了简要的评论，其中对阮咸以下说：“（阮）咸子（阮）瞻，虚夷有远志，（阮）瞻弟（阮）孚，爽朗多所遗（不拘小节，放达），凡此诸子，惟（阮）瞻为冠。”③阮孚在这个名士家族的熏陶下，他虽然爽朗尚武，却对文学很有兴趣颇有涵养。他评论郭景纯的诗句：“林无静树，川无停流”说：“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④泓峥:指水深山高；萧瑟：指风吹林木声，形容境界苍凉深沉。可见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倾向，陶情于山水。他对名士谢尚的评论说：“清畅似达”，又说：“自然令上。”⑤达：指旷远，奔放，美善通达。自然：指不做作。令上：指美好卓越。评人也是自己心性的倾向，可见他对做人的追求。阮孚在西晋时，曾辟任司马氏皇朝太傅府军职，迁骑兵属。避乱渡江到建康（今南京），在东晋元帝司马睿（317-323）朝任安东参军。当时元帝推行申（申不害）、韩（韩非）法家的政策来拯救时政，而阮孚却漠不关心，蓬发饮酒。后转任丞相从事中郎，还是照样酣酒。有关监察部门提出弹劾，元帝却纵容他不予处分，改任为长史。元帝找他谈话，说明当时郊垒多事，嘱咐他节饮。他却委婉地反劝元帝安心端拱，不要多虑。后迁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他竟拿金貂去换酒。金貂是高级武官如侍中帽上的装饰，是皇帝所赐的等级标志。于是有关监察部门又提出弹劾，元帝重才又原谅他不予处分。明帝司马绍即位（323-326），阮孚迁任侍中。王敦叛乱时，阮孚参加平乱有功。明帝奖赐封阮孚为南安县侯，转吏部尚书，领东海王师。阮孚却认为这是朝廷内部的夺权争利，无所谓功赏，就托病拒绝不拜受。后来明帝病危，当时丞相温峤奉命去接受皇帝顾命，邀阮孚一道去，阮孚不允，温峤坚把他拉上车。到了台门时，阮孚托词要暂下车，下车后就徒步回家了。在这期间，朝廷内还发生一件趣事：祖约与阮孚同朝共事，祖约好财，阮孚好屐。同僚们认为：人有所好，都是一种累，没有好结果的；但要评判他们的好坏却难遂作结论。于是好事者就分别去走访“调研”。当访问祖约时，他正在整理那些财物，看见有客人来马上用身子去掩蔽它，顾忌得很。另去访问阮孚时，阮孚正亲手用蜡涂整木屐，因为木屐底上有齿，涂上蜡可以避免粘泥，行走自如。这时阮孚可能想到他的家兄阮瞻才能出众，可就在30岁时就死了，于是阮孚叹息着自言自语地说：“一个人一生不知能够穿几双屐啊！”态度还是很悠闲的。于是这个好事者得出结论：一个是贪财；一个是清廉。这虽是一种趣闻，但反映了当时人对阮孚的评价。咸和初成帝司马衍继位（327年），当时成帝年幼，由太后临朝，外戚庚亮任丞相，但威望未立，急于要消减地方军权。阮孚观察情势，预见必将发生内乱。他就要求调到地方上去任职。朝廷就派他出任镇南将军，总督交、广、宁三州军事，领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当他从建康出发后，果然发生苏峻与祖约叛乱了。阮孚行到中途就转向明招山归隐，向朝廷谎报：中途暴病而死，这时49岁。那时苏峻叛军很快攻至建康，擅专朝政。成帝对阮孚的病卒一事，因自顾不暇就此任它结束。阮孚这个人暂时在历史上消失，而活着的真的阮孚却走进新的历史。阮孚自动地丢掉这个赫赫的将军高职，去做一个明招山的普通老百姓，一“显”一“隐”，这个反差太大了，阮孚有没有“误”？当然是人们的热议。所以，诗人陈景超在前面的《蝶恋花》一词中提出：“后人谁识前人误？”意味深长。阮孚在东晋任职约十年多的时间中，他蓬发纵酒消极怠职，金貂换酒蔑视封侯，明帝病危逃避托孤，内乱萌起要求外调，委予重任中途逃离……这一连贯的表现，充分表明了他对司马政权的不合作是坚定不移的，没有变改他的气节，他并没有“误”。摆在他面前可走的是两条路：一是死心塌地地为皇帝去争权夺利，误国殃民；二是如王敦、苏峻那样去谋反，为自己争权夺利，误国殃民。但他坚决地走自己另一条路——归隐，不去误国殃民。孔子说：“邦有道则见（现）；邦无道则隐。”⑥隐，在那时是士人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他不去慕荣华富贵，不去夺荣华富贵，而是已享有荣华富贵，能视如草芥把它毫不可惜地丢弃，去做一个老百姓，这是一种怎样的风格？难能可贵！淡泊明志，他的“明志”在于启人去追求人性的解放；宁静致远，他的“致远”在于启人去选取人生的价值，所以他没有“误”。如果要找“误”也是有的，他已走进了司马氏的政权中鬼混了十多年。但这个“误”也像后来的陶渊明去做彭泽的县令一样，已经觉悟：“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⑦，就不必深究了。
阮孚，他不是一个孤立的悬空的历史人物，他到明招山以后，不久就在这块土地上植下永久的根。他把自己建造的住宅慷慨地全部捐送德谦禅师改建为明招寺，并把自己购买的田地山塘28顷、秋粮84石同时捐赠，帮助德谦禅师传播佛教文化；从此为后来吕祖谦在明招寺讲学创造了条件。他自己到清溪、阮宅等处购置土地建房。在起初的一定期间他隐姓埋名从事农业经营，种植、读书、制酒，现还留下石磨一具。后来逐渐展开蜡屐游山玩水的自由生活。晚期，他在经济上已很困窘，《类函》一书里记述着：“晋阮孚持一皂（黑色）囊游会稽，客问囊中何物？曰：‘但有一钱守囊，恐其羞涩’。”从此成为成语“阮囊羞涩”传为美谈。⑧他的“蜡屐”，名播海外，日本诗人服部承风在《汤谷温泉景山阁即题》诗中写道：“垂竿严子兴；蜡屐阮公游”，⑨已把阮孚和严子陵同入典故。阮孚虽没有留下著作，一个“阮囊”、一个“阮屐”已流芳千载，出于武义。阮孚归隐明招山带来他的家属和阮氏族的人很多，到唐天授二年（691年）武义县治建立时，阮氏已成为大族，“武邑开创初，首称八姓，而阮氏为诸姓最远。”⑩原武义人说：“予阅历世之接闾而居，聚族而处者多矣，未有如阮氏之族贤而且多贵者也。” 阮族在武义的事迹，在他们的“宗谱”里多有反映，这里摘录一点，以见其概：宋代阮鸿，曾官修武郎、监行在丰储仓，为人乐善好施，辞官后回武义清溪，常到崇教寺游，捐赠该寺田3600把，并刻石说：“清溪为陵，石佛为砺。”颇有阮孚的遗风。阮葵隐居清溪刻意读书，为当地兴修水利、筑路，利用荒地种桑，习中医为邻里看病施药，扶贫济困，排解里人争执，宣讲“义利之辨”；并讲求养生之道。他的儿子阮泰发拜吕祖俭为师，弘扬吕祖谦“明招史学”文化，受到当地的称颂景仰。陆九渊的学生袁燮为他撰有墓志。阮葵的后裔阮元，迁居江苏义征，在任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时，清嘉庆八年查阅墓志。明代阮鸣岗“志意倜傥超旷，不减乃祖遥集先生流风，囊不蓄一钱，未尝介介；稍有盈羡，即以周诸贫乏者，节侠乐施。”他的养生经验就是“心旷神怡，外其身而身存；忮求悉泯，入于世而出世，驯而不知老之将至，斯为至人也。” 阮思群出资并主持修建武义县城墙，从此使武义城内居民可防洪水、盗匪，得到安全……不胜枚述。总之，阮孚归籍于武义，是他阮氏家族的一次大移民。他们与原武义人融为一体，而武义人非常欢迎他们在此发家创业，这种朴素的包容胸襟，至今仍然熠熠发光。
阮孚真的逝世以后，他们家属曾上报东晋朝廷追加建墓于明招山。明招山中一山命名为“蜡屐山”，明招寺旁建有“阮孚祠”，官方规定定期祭祀。永嘉叶适曾写墓志铭，说：“严子陵葬越，墓侧皆严也；阮遥集葬婺，山傍皆阮也，彼非贤者之裔胄耶？” 他把阮孚与严子陵相提并论，可见崇拜之至。阮侯死后当地人民在白阳山建造“阮侯庙”，至今尚遗有石柱，镌有五幅楹联，是武义最早的联语，录其一联如下：“避地且寻山水乐；遗风犹绍竹林贤。”明招山中建有：“怀阮亭”、“蜡屐亭”、“金貂亭”、“换酒亭”，这些遗迹都有记载，有的亭址尚在。历代来纪念阮孚的诗很多，大部收在《武义历代诗词选》中。
人因地灵，自从阮瑶和他夫人刘伶之女以及阮侯隐居白阳山，阮孚隐居明招山，引来了东晋永康县令张彦卿弃官隐于此；吴兴太守金谈辞职后隐于小姬山；梁、平原人刘峻隐于讲堂山；唐、东阳人舒元舆隐于书台山……地因人名，彰显了武义成为古代养生之地。这些都是“东晋隐逸明招文化”。它提示：做人做事要有正确的价值观；人要懂养生，热爱自然。
“名士风流”，南宋巩丰在金柱山建造的“水帘亭”成为著名景点；他辞官后常带一瓶酒从巩宅出发，到金柱山游，乘兴而去，兴尽而回，追踪阮籍之风。明代何贵，长沙太守掛印不做，回到郭洞宝泉岩建造旅游村，“昔日骢马客，今赋宝岩诗”，流芳百世。清代朱若功，在云南任昆明、呈贡县令，施政为民，功绩卓著，厌倦了官场生活，抽身回乡，吟咏白革东晋所造的“大士岩”景区，扬休闲养生之风气……他们都是武义旅游的先驱。以上这些，上接“竹林”，连绵于今，继承着阮孚的芳范。
阮孚不是一个古代的一般政治或军事的历史人物，而是一个特殊的东晋名士，又是最早落户武义的老百姓，他的高风亮节思想光辉照耀于史册辞书，这是我们武义人的骄傲！他给武义今天开拓旅游、养生胜地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底蕴。他的阮氏家族一代一代地与原武义老百姓共同在发展武义历史，同呼吸共命运连在一起，阮氏族现在住武义的还有八百多人，他们年年在清明节委托代表到明招山拜祭阮孚，香火不绝。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和谐团结，发扬武义精神，奔向小康！
注：
①陶渊明《桃花源记》
②《阮孚别传》
③《世说新语·任诞》
④《世说新语·文学》
⑤《世说新语·赏誉》
⑥《论语》
⑦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⑧中华书局《辞海》
⑨林岫主编《全球汉诗三百家》
⑩ 《阮氏宗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