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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阮籍为代表的陈留阮氏在魏晋 时代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这是一个名士辈出的家族。他们对历 史的贡献不在于政治上的建功立业 ，而在于其独特的家学家风对 当时社会风尚、士人作风及 文学艺术 的影响。他们任真 自然的任诞行为，玄虚 高远的玄学精神，反抗礼教肯定 自我 的个性追求，以及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
关键词：魏晋；陈留；阮氏家族；家学；家风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门阀制度的确立，出现 了许多高门贵族，对当时的政治、社会、经济等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些的家族中，以阮籍为代表 的陈留阮氏在魏晋时代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他们 虽没有王、谢一流世族在政治上的显赫地位，也没 有崔、杨高门深远的社会资历和声望，但他们特异 的家学家风对当时的社会思潮、社会风尚、士人作风等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成为“魏晋风度”的代表。笔者拟从现存的历史资料中对魏晋时期的陈留阮氏 家族及其家学家风作一番疏理 ，以期对陈留阮氏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
一、阮氏世系考
阮氏是一个古老的姓氏，最早的记载见于《诗经•大雅•皇矣》：“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朱熹《诗集传》日：“阮，国名，在今泾州。” 古阮国在今甘肃泾川县，是商的一个诸侯国。故《魏散骑常侍步兵校尉东平相阮嗣宗碑》说：“厥远祖陶”
化于上世，而先生弘美于后代。《诗》所载阮国，则是族之本也。”…【P " 以国名、地名为姓是中华姓氏的重要来源之一，阮姓源于古阮国应该是很有可能的。但要说陈留阮氏是阮国的后裔，因年代久远，无可考证，没有实际的根据 在中国历史上，阮氏的真正兴起是从东汉后期的陈留郡开始的，陈留可以说是阮氏名副其实的l 邵望。《 宋本广韵 》说 ：“阮姓出陈留。”现存史料记载的陈留阮氏人物较早的是 东汉阮敦，《 元和姓纂》云：“后汉有巴吾令阮敦。”据岑仲勉先生《（元和姓纂）四校记》考证，“巴吾”当为“己吾”之误。东汉时期的己吾县属兖州陈留郡，在今河南宁陵县的西南方向，与阮氏的确切地望尉氏县同属陈留郡 。阮敦子阮瑀】‘聊，即阮籍之父。阮敦生平事迹未见其他记载，可见阮敦在当时影响不大。阮氏的兴起实际上是从阮瑀这一代开始的。
阮瑀字元瑜，自幼受学于同郡的儒学大师蔡邕，阮埔能成为著名的 “ 建安七子”之一 ，可以说得益于蔡邕的教育。蔡邕对有道家思想倾向的《论衡》有浓厚的兴趣 ，这对阮瑀也应有一定影响，再加上汉末社会的动乱与政治的黑暗，使阮瑀产生了隐居避世、不愿为官的出世思想。建安初年，曹操的族弟曹洪曾征召他做掌书记，他始终不为曹洪所屈，表现了很高的气节。后归属曹操，任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阮瑀文思敏捷 ，辞章才华很高，同时也深受曹操信任，据说“太祖尝使瑀作书与韩遂，时太祖适近出，瑀随从，因于马上具草，书成呈之。太祖揽笔欲有所定，而竞不能增损”[ 3 1 ( P 6 0 1 ) 。阮瑀未像建安时期的其他士人有强烈的功名欲望，他虽在曹魏集团效力多年 ，政治上并无大的作为。但他与曹氏父子交往深厚，曹丕对他非常尊重，阮瑀去世后，曹丕曾多次在诗赋中怀念他。由于他和曹氏关系及其在文学上的成就，为其家族的日后兴起，创造了良好的政治 、社会声望和浓厚的文化氛围。因此他可以说是阮氏家族兴起的奠基人。
对阮氏家族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还有…位人物，而史书对他的记载似乎不大重视，这就是阮籍的族父阮武，字文业。《三国志•魏书•杜恕传》
注引《杜氏新书》称他“阔达博通，渊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他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曾“著书十八篇，谓之《阮子》1 4 1 ( P 2 3 2 )。他还著有《政论》五卷。阮武的父亲谌，字士信，曾造《三礼图》传于世。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炳子坦，字弘舒，晋太子少傅，平东将军。坦弟柯，字士度。阮武当时颇有社会威望，王戎称他“清伦有鉴识，汉元以来，未有此人”1 4 ] ( P 2 3 2 )。正因为阮武精于“清伦鉴识”，才使他最先发现少年阮籍的才华并对其加以培养的，《陈留志》载：“族子籍，年总角，未知名。武见而伟之，以为胜己。”（《 世说新语•赏誉》注引）“由是咸共称异。”》（《晋书•阮籍传》）魏晋时期，人们非常注重人物的品题，阮武的称赞无疑对阮籍成名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晋书•阮籍传》还裁：“籍尝随叔父至东郡，充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按阮塥弟名不见经传，也无其他事迹见于史书，很町能无任何才能（或早殇），从情理上讲他是没有资格与王昶交往的。因此笔者认为这里的“叔父”应当是阮籍这位族叔父阮武，阮武是当世有名的学者，又做过清河太守，与魏代名臣杜畿、杜恕家交往颇深，阮武与杜恕、王昶生活的年代大致相同，只有他才有资格带阮籍去见王昶。王昶做兖州刺史约在魏文帝黄初末年，此时阮籍十六七岁，与阮武称赞阮籍的年龄也大致相近。阮武这些举动大概是有意提携阮籍，让他接触官场，提高他的名声，为他以后走上仕途打开局面。阮武这些行为可谓煞费苦心，因为阮踽去世时，阮籍才3岁，在这个时候，一个家族的振兴就要靠长辈能够在晚辈中发现人才，把他培养成承绪前辈事业的接班人。而阮籍也没有辜负希望，在文学成就和社会声望上可以说都大大超过前辈，使阮氏家族的声誉在魏晋之际达到了鼎盛。阮籍字嗣宗，自幼秉承家学，深受儒学的熏陶，他“本有济世志”，可由于生活在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晋书》本传）。与嵇康、…涛、王戎、向秀等人优游竹林，以回避政治灾祸。但阮籍在社会上享有高名，许多达官贵人如蒋济、曹爽等争相邀其做官，他都加以拒绝或 “以疾辞”。阮籍表面酣饮为常，不问世事，但他内心十分清楚，自己是无法摆脱政治漩涡的。正始十年，高平陵政变发生后，曹氏与司马氏的斗争最终以司马氏的胜利而结束，此时政治局势已经十分明朗，阮籍感到他在政治态度上首 鼠两端已是不可能了。因为司马氏极为重视陈留阮氏的政治倾向，是倾向曹家还是倾向司马家，作为阮氏的代表人物阮籍必须表态。这是关系到家族命运的重大抉择，阮籍必须俯首司马氏。因此，他先后任司马懿的从事中郎、 司马师的大司马从事中郎、东平相、司马昭的大将军从事中郎、步兵校尉等职。司马昭为拉拢阮氏，甚至为其子司马炎求籍女为婚，因阮籍醉酒拒绝，才转而去求弘农杨氏之女，可见司马氏对阮氏家族的重视。阮籍为保全家族做出了重大贡献，可他也为此而付出了代价。他虽然在政治立场上向司马氏表明了态度，但思想上却与司马氏格格不入， 他极为讨厌司马氏利用所谓的“名教”来欺骗社会，为了家族 的利益他又不能做 出大胆的反抗。政治倾 向与思想感情的矛盾构成了他终生难以排遣的痛苦与折磨，心灵的压抑迫使他做出种种怪异的行为以示对这个社会的不满与抗议。景元四年（公元2 6 3年），阮籍在抑郁中病逝。阮籍子浑，字长成，“少慕通达，不饰小节”，“太康中，为太子庶子”。阮籍兄阮熙，曾任武都太守，生平事迹不详。其子阮咸字仲容，“任达不拘，与叔籍为竹林之游”。但阮咸的“任达不拘”， 与阮籍不同， 阮籍的“任达”是对不良社会的愤懑与抗争，带有严肃的社会意义，“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5 J ( ) ，而阮咸“任达”却带有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世说新语•任诞 》载：“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裤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日：‘未能免俗，聊复尔耳!”’此文还说他与姑家的鲜卑婢私通，后来在母丧期间，其姑当带婢女远去，他听说后身着孝服借客驴把婢女追了回来，于是举世哗然，议论纷纷。山涛曾举荐他，“武帝以咸耽酒浮虚，遂不用”（《晋书•阮咸传》），最后只出补一个始平太守。阮咸姑，佚名。《世说新语•任诞 》引《阮孚别传》云：“咸与姑书日：‘胡婢遂生胡儿。’姑答书日：‘《鲁灵光殿赋》日：“胡人迄集于上楹。”可字迄集也。”’阮咸姑能从《鲁灵光殿赋》顺手拈来一句为阮孚取字，可见阮籍家确实是一个文化修养很高的家庭。 阮成有二子：长子阮瞻，次子阮孚；另有兄子阮简 、从子阮修。瞻 ，字千里，“性清虚寡欲”，很受王戎、王衍的推崇。东海王越镇守许昌，以瞻为记室参军。永嘉中，为太子舍人。年三十病卒。 阮孚字迄集，即阮咸与姑婢所生者。初辟太傅府，后避乱江左，颇受元帝的器重，应是元帝“百六掾”的主要成员之一。孚终日酣纵，“不以王务婴心”，多次受有司按查，元帝不但对他纵容不问，而且屡屡受到重用和提拔。明帝即位，迁侍中。从平王敦，赐爵南安县侯。阮孚虽终日饮酒，但对政治很有远见，咸和初，他看出“太后临朝，政出舅族”的政局，为避免政治灾祸，苦求外出。王导等“ 以孚疏放，非京尹才”，让他出镇广州，孚未至而卒，年4 9岁。无子，从孙广嗣。在整个阮氏家族中，阮孚可谓是仕途最为顺利的人。阮修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深受王敦的推崇。任太傅行参军、太子洗马等职，后为贼所害。阮简，生平资料极少，《世说新语•任诞》注引《竹林七贤论》保存有他一则轶事：“咸兄子简，亦以旷达 自居。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他宾设黍腥，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 晋书•阮籍传 》还记载有阮籍近族阮放、阮裕一门。放、裕与阮籍为族兄弟，《世说新语•德行》注引《阮光禄别传》说其“祖父略，齐国内史。父朔，汝南太守”④。放，字思度，与羊曼、温峤、庾亮等友善，并为中兴名士，为“兖州八伯”之首1 c 。元帝时，任太学博士、太子中舍人、庶予，后转黄门侍郎，迁吏部郎。成帝继位，任扬威将军 、交州刺史 。子唏之，曾任南顿太守。阮裕字思旷。“ 宏达不及放，而以德业知名”。任王敦主簿，“终日酣觞，以酒废职”。咸和初，任尚书郎，后去职还家，隐居会稽剡县。此后过着亦隐亦官的生活，人以为“有肥遁之志”。久在东山，被征为散骑常侍，不久迁金紫光禄大夫。阮裕屡辞E命，又屡次出来做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吾少无宦情，兼拙于人问，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资，故曲躬二郡”（《晋书•阮裕传》）。他做官原因与陶渊明相同，都是为了生计之故，并非为了邀取商名，于此可见东晋名士思想作风于一斑。但阮裕在当时确实享有很高的名声，许多名士倾心仰慕之而追之不及，王羲之赞叹道 ：“此君近不惊宠辱，虽古之沈冥 ，何以过此!”《世说新语》中阮氏称“阮公”眷睢阮籍、阮裕二人，于此可见阮裕的声望。阮裕还曾信奉佛教，这是与诸阮的不同之处（见《世说新语•尤悔》）。裕有三子：佣，早卒；宁，鄱阳太守；普 ，骠骑谘议参军。佣子歆之 ，中领军。宁子腆 ，秘书监。腆弟万龄及歆之子弥之，元熙中并列显位。普子长之，《 宋书》有传。魏晋时期，陈留阮氏除上述阮塥一枝的嫡传子孙及其近族外，还有一些陈留阮氏人物与阮籍一门的关系不可考，姑称之为阮氏别族。其一是阮侃 -V ] 。侃父名共，字伯彦，尉氏人，仕魏至卫尉卿。侃字德如 ，“有俊才，而饬以名理，风仪雅润。与嵇康为友，仕至河内太守”【 】（P）。阮侃的妹妹，长得奇丑，却有过人的才智 ，因而《世说新语•贤媛》保留有她三则材料。阮侃妹夫许允事阮籍似乎没有受到牵连，盖与阮籍家亲缘关系较远。其二是阮种字德猷，陈留尉氏人，汉侍中胥卿八世孙。弱冠有殊操，为嵇康所重。其三是阮蕃，生平不详。《世说新语•雅量》引《刘氏谱》日：“ 刘绥妻，陈留阮蕃女。由于阮氏别族资料极少，因此下面所讨论的阮氏家学家风主要是指阮籍及其近族的家学家风。 附1 阮 氏家族世 系表
阮 敦 阮 谌 阮略
l l 阮璃 阮武 阮炳 阮颧
厂—1——] 厂—] 厂———]
阮成姑 阮籍 阮熙 阮坦 阮柯 阮裕 阮放
l }r j ] 厂 — — + - ] } 修 浑 成兄 成 宁 佣 普 唏之
c 籍 从 I I I 简 瞻 孚 腆 万龄 歆之 长之
l l 无子 ， 弥之
从 刊、 广为 嗣
附 2 阮 氏别族
阮共—— 阮侃、许 允妇 阮氏
阮种 ( 汉侍中胥卿八世孙)
阮蕃——刘绥妻阮氏
二、阮氏家学家风论
《竹林七贤论》日：“诸阮前世儒学，善屋室，内足予财，唯籍一巷尚道业好酒而贫。” l ( ’阮武的父亲谌曾造《 三礼图》， 阮瑶自小跟随儒学名师蔡邕学习，阮籍也说自己“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可见诸阮前世确实是以儒学为传统，且阮氏善于理财，家产丰厚，因此阮氏家族实是当地的一个世代读书的大地主。这个大家族虽然在阮瑀以前还没有出过什么历史名人，但它为阮氏的崛起提供了很好的经济和文化背景。在风云际会的魏晋时代，阮氏的子孙们终于抓住了历史机遇，走上政治舞台，成为魏晋有名的大族，同时其家学家风也顺应时势而形成新的特色。其一，其家学由儒学转向玄学。东汉末年，儒家思想失去了政治上的独尊地位，探求人的内心世界和宇宙本源的老、庄思想逐渐盛行起来。王弼、何晏首开玄学之风，竹林名士更是要突破“礼教” 的束缚追求人格的独立，《老》、《庄》、《易》成为当时的显学，崇尚自然、宅心玄远、谈玄论道成为时代的风尚。阮氏顺应时代的变化，其家学由儒学逐渐蜕变为玄学。隐逸退避的老庄思想在阮瑀身上已初露端倪，而阮籍则是阮氏家学家风转变的标志性人物。上引《竹林七贤论》所说的“唯籍一巷尚道业好酒而贫”恰反映了阮籍对其家学家风转变的影响，“尚道”，《世说笺本》曰：“谓老庄之道也。”[ 9 1 ( P 6 1 4 ) 史载阮籍“博览群籍，尤好《庄》、《老》，他对“三玄”深有研究，《阮籍集》至今保存有他研究“三玄”的著作《通易论》、《通老沦》和《达庄论》，他的《大人先生传》，实际上反映了阮籍的道家人生追求。阮咸与叔父阮籍一样有着玄学的人生态度，山涛曾赞扬他“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世说新语•赏誉》）。阮浑“清虚寡欲”（《世说新语•赏誉》注引《世语》）。阮瞻“性清虚寡欲，自得于怀”。阮修“好《易》、《老》，善清言”（《晋书》本传）。王衍曾问阮修日：“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日：“将无同。”王衍善其言，因之辟为掾，世谓 “三语掾”④ 。阮放 “侍太子，常说 《老》《 庄》，不及军国”（《晋书》本传）。由此可见， 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基础的玄学成为阮氏的家学传统，“清虚寡欲”成了阮氏的精神追求。其二，嗜酒放诞的家族作风。饮酒本是魏晋时代的一种风尚，正始时期，竹林七贤 “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于时风誉扇于海内”（《世说新语•任诞》及注引《晋阳秋》）。阮氏饮酒更是独领风骚，可以称作是专喝酒的家族。阮籍“嗜酒能啸”，“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甚至在他母亲丧葬时，不顾礼教的反对，依然饮酒食肉。《世说新语•任诞》引《竹林七贤论》云：“阮籍与刘伶饮步兵营中，并醉而死。”此虽好事者言之，但说明阮籍饮酒确实超乎常人想象。 阮咸饮酒更是非同寻常，《 世说新语•任诞》载：“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问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上去，便共饮之。”阮孚“终日酣纵，恒为有司所按，帝每优容之”，“尝以金貂换酒，复为所司弹劾，帝宥之”（晋书本传）。阮修“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阮裕“纵酒昏酣，不综其事。”饮酒固然与一个人的个性有关，但也是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阮氏所采取的一种生活方式。在风云变幻、政治斗争激烈而严酷的魏晋之际，家破族亡、生离死别常常是瞬间即发、不可预料之事。生存环境的残酷使人们感悟到个体存在的渺小而可悲，生命存在成为那个时代的人最为突出而强烈的感受，既然人终不免一死，那么就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充分地享受人生，这也就等于相对地延长了人的生命。因此，在短暂的生命中尽情地享受人生、追求声色之美成为文人的一种普遍心态。而阮氏对人的生存状态尤为关注，我们从阮踽、阮籍的诗歌中可以感受到阮氏对生命痛苦的深刻体验。而酒作为一种兴奋剂已成阮氏享受人生、放纵自己的媒介。在酒精的麻醉和刺激下，他们可以暂时忘却痛苦，佯狂避世，躲避政治上的灾难与尴尬。阮籍曾因大醉60日而委婉地拒绝了司马氏的联姻，也因狂醉而搪塞了钟会对自己政治态度的刺探，更因为自己是一个醉人而获得司马氏的同情与宽容。饮酒成为阮氏在政治动荡中的保护伞，施行韬光养晦的手段。同时，酒精的作用也常常使人摆脱现实世界的种种桎梏，表现出人自身最为真实而自然的东西，如阮籍醉酒后敢于肆无忌惮地欣赏邻家酒妇的美色；他的嫂子回娘家时，他敢于打破礼教的传统赶去与她告别；邻家一位有才色的女子未嫁而卒，他敢于往哭而去，表达他对美的伤逝的惋惜与悲情；对于他喜欢与不喜欢的人敢于用青白眼来表达他的爱憎。在讲求任性自然、不拘礼法的魏晋时代，阮籍这些“任性不羁”的行为可以说成了“魏晋风度”的代表，成为许多放达之士仰慕和效仿的对象。同时阮籍的这种行为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子孙后代，并且成为阮氏世代相传的家风， 如阮咸“任达不拘”；阮浑“少慕通达”；阮孚“蓬发饮酒，不以王务婴心”；阮修“绝不喜见俗人，遇便舍去”，常独自酣畅，“虽当世富贵而不肯顾”；阮裕“终日颓然，无所错综”等。阮氏嗜酒放诞的行为，反映了他们在魏晋思想大解放的背景下弃绝文明礼教追求返朴归真的个性精神。他们用率真自然的态度处世，在生活与艺术中驰骋自己的性情，无视当世与后人的毁誉。这是一种“物我两冥”的境界，一种“由老庄哲学出发魏晋陈留阮氏及其家学家风考沦的自然的艺术的和谐境界”，“对于他们的任真自然，饮酒实在是一种很好的寄托和表现方法”【1 U _ ( P 7 4 )】其三，别具意味的政治心态。尽管诸阮生活作风上纵情任性，遗落世事，但他们与当时的政治有着密切而微妙的关系。阮瑶做过曹操的丞相掾，阮籍曾在司马氏府上任过从事中郎、散骑常侍等职，阮瞻、阮孚、阮放、阮裕等也在晋代任过不少的官职，可见阮氏并非不问世事。为f }‘么在阮氏身上会出现为官居职与“不与世事”的矛盾呢?这 中间可以说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 阮氏前世本为儒学，“兼济天下”的儒家精神根植于阮籍等人的心目中，所以他们不可能完全忘却政治，脱离社会，隐居于林泉之下。阮氏在魏晋又是一个名士辈出的名门望族，他们在士林中影响很大，这不能不引起统治者的注意，甚至王、谢家族与阮氏关系非同一般，王衍、王敦、王导都曾引荐过阮瞻、阮修、阮裕诸人做官，谢安的从父谢鲲与阮放、阮孚同好交游，阮裕与谢万兄弟多有往来，与谢安同隐居于东山。这样的社会地位决定了阮氏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的约束。但在魏晋这个“人的觉醒”的时代，作为文化起家的阮氏家族，他们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理解得很深，他们认为人的最大价值是追求人格的独立与人性的自由，为追求功名利禄而伤失人格和 自由，乃至丢失性命毁灭家族，这是生命最大的悲哀。阮氏亲眼看到很多名门贵族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被颠覆，许多宝贵的生命被无端地消灭，深感政治暴力的强大毁灭力量，因此阮氏采取尽量 回避政治斗争的态度，常常是“喜怒不形于色”，“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佯狂避世，嗜酒放诞。而现实的利益又不可能使阮氏完全脱离于政治之外，为了个人生命的安全与家族的延续和兴旺，阮氏有时必须 向政治暴力屈服，如司马昭让九锡，郑冲等劝进，让阮籍写劝进表，这实际上是让社会名流阮籍来表态。当时阮籍在袁孝尼家喝得大醉，在这关键的时刻，醉酒也是0躲不过的，使者把他扶起来，“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高贵乡公即位，阮籍封爵关内侯，徙散骑常侍，有人怀疑他参与了废除齐王芳的阴谋。既要不与现实政治发生冲突，又要保持人格的尊严与自由，这是 自由与羁绊的搏斗，戴着镣铐的舞蹈。因此，阮氏不得不对政治采取一种与时俯仰、亦曲亦直的龙蛇之道。这无疑是一种痛苦的选择，阮氏在诗文中一再表现这种生存状态下的痛苦，阮踽时时担心 “常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阮籍处处感到“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经常“率意独驾，不问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阮裕“终日静默，无所修综”。可见他们的内心隐藏着巨大的痛苦和悲哀，他们的狂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是特殊的时代给阮氏文人造成的一种极端的人格分裂。阮氏这种和光同尘的政治态度，给阮氏家族带来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在整个魏晋时代，许多高门士族在政治旋涡中遭到毁灭，而阮氏家族中除阮修为贼所害外 ，几乎没有一人死于政治斗争。阮氏能够在这样一个如此混乱的社会里平稳度过，从未遭到过重大波折 ，这实在是一个奇迹。但阮氏回避和疏离政治斗争的心态也使阮氏失去了飞黄腾达的历史机遇，尤其是到了东晋，许多在西晋尚属不显山露水的次等士族，如鄢陵庾氏、阳翟褚氏、龙亢桓氏、庐江何氏等，南渡以后，他们抓住历史提供的机遇，在政治、军事上都留下辉煌的业绩。而阮氏恰恰相反，他们缺乏政治上积极进取的用世态度，对历史的机遇似乎视而不见。东晋元帝一开始对阮孚就很器重，明帝待他也很不薄。明帝病重，温峤为顾命大臣，过阮孚家，邀他同车而去，并告诉他说：“ 卿时望所归，今欲屈卿同受顾托。”阮孚不答应，最后还是托词逃走。明帝为太子时，阮放曾做他的老师，明帝也非常信任他。成帝继位时年幼，二人为了避免权利之争，都要求外放做官，从而失去家族振兴的机会。纵观整个魏晋时代，阮氏在历史上没有什么留下大的功业，南朝以后，阮氏在历史 中逐渐湮没无闻，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其四，钟情于文学与音乐艺术。阮踽首开阮氏文学之风，他的诗歌在建安时代独具特色，表现出比其他建安诗人更为深沉的悲凉号慷慨，其《失题》、《七哀》等诗缺乏建安时代那种积极进取的壮烈情怀，充满着一种深沉的忧伤情绪，可谓“读其诸诗，每使人愁”。阮籍更是把阮氏的文学成就推向顶峰，陈寿称他“才藻艳逸”，他著名的五言组诗《咏怀》82首，大量运用了象征、比兴、隐喻等手法，“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为文人在政治高压下抒发个人情感开辟了创作道路，对后世影响很大。《隋书•经籍志》“集部”所见的阮氏集子有：“后汉丞相仓曹属《阮踽集》五卷，梁有录一卷，亡。”“魏步兵校 尉《阮籍集》十卷，梁十三卷，录一卷。”‘阮浑集》三卷，录一卷，亡。”“太子中舍人《阮瞻集》二卷，录一卷；太子洗马《阮修集》二卷，亡。”“廷尉卿《阮放集》十卷，录一卷，亡。”阮氏的音乐修养也很有传统，阮瑶的老师蔡邕就是一位音乐家，阮瑀的音乐造诣当从蔡邕而来，《三国志•王粲传》注引《文士传》日：“太祖雅闻埔名，辟之，不应，连见倡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踽，送至，召入。太祖时征长安，大宴宾客，怒埔不与语，使就技人列。踽善解音，能鼓琴，遂抚玄而歌。……为曲既捷，音声殊妙，当时冠坐，太祖大悦。”此则轶事裴松之已辩明不可信，但阮娼精通音乐应该是无疑的。阮籍对音乐深有研究， 他著有音乐论文《乐论》，史载他 “嗜酒能啸，善弹琴”。音乐对阮籍的文学创作影响也很大，他的《咏怀诗》多处使用了，音乐意象，《清思赋》、《达庄论》等也往往借助音乐意境开启玄机，《大人先生传》据说就是欣赏苏门先生吹啸创作出的一篇作品。阮成是当时一位杰出的音乐家，他妙解音律，善弹琵琶。汉末音律失传，朝廷命荀勖制定音律，阮咸以为苟勖所造声高，勖甚不平。后一 田父耕于野，得周时玉尺，葡勖试以自己所校钟鼓金石丝竹，皆觉短一黍，于是服阮神识。阮咸曾对当时的琵琶进行改良，后人把他改造的乐器称之为“阮咸”，用一个人的名字为乐器命名，这在中国音乐史上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l960年在江苏南京西善桥南朝早期墓发现的《竹林七贤及容启期 》砖刻壁画上，就有阮咸演奏“阮”的图画H l l (史载阮瞻亦善弹琴，“内兄潘岳每令鼓琴，终日达夜，无忤色”（《晋书》本传）。可见阮氏对魏晋音乐艺术的发展作也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 、结语
阮氏家风对当时和后世的士人作风沾溉颇深，西晋元康中，放荡越礼之风渐盛，“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 1 2 J （1 ' 8 8 3）。这种社会风气实际上多是祖述阮氏家风。而诸阮的作风又不能简单地概括为狂放不羁，他们的行为实质上代表了一种时代精神，如时人评价阮籍“自然高迈”，阮浑“器量弘旷”，阮瞻“虚夷有远志”，阮孚“爽朗有所遗”，阮裕“弘润通长”等，这些个人风度可以说带有一种个性解放的特点，往往给人以心灵上的启迪，甚至成为后世文人仰慕和效仿的风度范式，对中国士人精神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从《世说新语》到《儒林外史》我们都叮以看到阮氏家风的影子。魏晋特殊的历史条件造就了阮氏这样一个特殊的家族，其家学家风的蜕变别具一番历史意味，让人深深思考，他们任真自然的放诞行为，玄虚高远的玄学精神，反抗礼教肯定自我的个性追求，以及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
注 释 ：
① 《世说新语•赏誉》注引《陈留志》明确称阮籍是阮武族子，而《晋书•阮籍传》说阮文业是阮籍族兄，不知何据。故今从《陈留志》
②田余庆先生认为，永嘉之乱，青、兖、豫、徐诸州士族名士 多南走建康，昔日司马越府隽异陆续归于司马睿，成为司马睿府“百六掾”的主干。阮孚出兖州名门，初辟司马越府，后归司马睿，深得司马睿器重，从其行状来看，他当是“百六掾”的一个主要成员。参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1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③ “齐国内史”，《晋书•阮放传》作“齐郡太守”。按《晋书•地理志》有“齐国”而无“齐郡”，当以《世说新语》注为正，徐震先生对此作过辨证，见徐震《世说新语校笺》，第20页。“汝南太守”，《晋书》作“淮南内史”。
④徐震《世说新语校笺•文学篇》，第112页。 而《晋书•阮瞻传》认为“三语掾”是阮瞻事。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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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23 20: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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